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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各級官僚體系遭到重創（雖然不是毀滅性的打擊），這些封疆大吏們深知“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道理，而且這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勢必不惜拼死一搏，決不輕言放棄。

二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碰頭會上，爆發了以葉劍英、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李先念為一方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為一方空前激烈的爭吵，據傳葉劍英把手掌指骨都拍斷了，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二月逆流”（文革後改稱為“二月抗爭”）。

而在武漢，一月二十六日以“工人總部”（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二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九一三兵團””（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為核心的幾個造反派組織宣佈湖北省委被奪權。因為沒有得到中央批准，故奪權流產。但此時湖北省委實際上早已分崩離析，土崩瓦解，已無任何權威可言。

二月八日武漢市的“工人總部”“九一三”、“二司”和北京南下點火的紅衛兵以及武漢軍區部分軍隊內部的造反派組織，佔領了武漢市委的機關報——《長江日報》的所在地漢口紅旗大樓，並於當天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宣告》即《二八宣告》，提出了“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的觀點。

而武漢的另一部分大學生造反組織華中工學院、華中農學院、湖北大學則被排斥在外，並被“工人總部”指責為機會主義、湖北黑省委的別動隊，致使造反派內部發生內訌和分裂。由此武漢地區造反派分裂成為鋼派（以“工人總部”為首的）“香花派”和新派（以“新華工”為首的）“毒草派”。

武漢軍區當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而作壁上觀，在徵得軍委文革小組同意後馬上派出部隊佔領紅旗大樓，並於二月十八日發表了《嚴正宣告》。宣告認定“二八宣告”的大方向是錯誤的，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宣告稱：“武漢軍區派部隊佔領紅旗大樓是為了防止武鬥，維持秩序。至於軍隊造反派組織在《二八宣告》上簽字只能代表他們自己，不能代表武漢軍區，更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並殺氣騰騰地宣稱：“部隊將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造反派有毛澤東的支援當然不肯罷休。“二司”的一號勤務員楊道遠接著又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了一篇針鋒相對的文章：《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覆闢》，署名楊道遠、朱洪霞、胡厚民，以示“工人總部”、“九一三”和“二司”是壓不跨的。（注：楊道遠，鋼二司一號勤務員；朱鴻霞，鋼工總一號勤務員；胡厚民；鋼工總二號勤務員，鋼工總的靈魂人物）

這一下整個湖北熱鬧起來了。

原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及其追隨者，然後重建各級政權。但是從《五一六通知》釋出以後的五十多天時間裡，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按照過去歷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和方法派出大批工作組，希望這次的文化大革命也能在各級黨組織和工作組的領導下按部就班的進行下去，然後按照“反右鬥爭”的模式楸出一批所謂的“右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共一百四十一人。中共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首都高等學校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會議第一天，劉少奇對派清華大學工作組承擔了責任。毛澤東插話，嚴厲指責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當天全會印發毛澤東寫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覆信。八月四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派工作組提出更加嚴厲的指責。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不指名地將矛頭直接針對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還欽定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並親自在人民日報寫評論，稱讚聶元梓的大字報“寫得何等好啊！”並嚴厲指責“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指劉少奇、鄧小平及各省市領導）“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

八月八日這一天全會透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所謂的《十六條》。早在七月初，陳伯達、王力等人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始起草《十六條》。初稿寫出來後又修改了二十幾遍，直到最後毛澤東拍板定稿，至此《十六條》已經修改了三十一遍。它明確規定文革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