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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淩河戰事趨於平穩之後，小朱也開始了偷懶行動。大臣們也知道他的這個習慣，所以，近幾天，有關遼東那邊的軍務，全由孫承宗處理了。

“皇上，皇上！”

是張彝憲的聲音，他這些年一直在外面瘋跑，不是下到田地裡負責紅白薯種植，就是滿世界的亂跑，將收成上來的紅白薯分配到各個地方。再就是回到浣衣局，安排好各個方面清退人員的安置問題。可以說，內宮之中的諸大臣，張彝憲最是忙碌，當然，同時也是最富有的一個。

現在大明帝國內的紅白薯種植，是國家行為。首先，由國家出錢收購種蔓秧苗，然後連同薪金髮放到張彝憲那裡。張彝憲這個團隊一共24個人，通常會提前在十二月到二月份，就將新年的播種計劃制定出來，等到國家下撥時，便按照事先做好的計劃書，直接劃轉到各個地方。北地四十六個縣的縣衙，在薯疏的問題上，都要聽從張彝憲的安排。

開春之後一直到秋收，張彝憲會來回各地的遊走，一方面監督勞作耕種的情況，一方面從各地縣衙之中鬧點好處出來。同時，根據各地的氣候土地情況，制定詳細的秋收計劃。

先將預計的收成，上報到戶部和內閣那裡，皇帝會同內閣討論之後，會下達批覆。等到實物收割完畢，戶部會同皇商杜宏門對這些糧食作物進行聯合收購，各地在保留口糧之外，所有作物都要銷售出去。

這樣做的好處是，在農業社會里，整個國家北方的物價將受到嚴格控制。試想，北地一年的產糧之中，高達60％都銷售給國家，那麼，即便有奸商想哄抬物價，也和找死、找破產差不多了。整個收購的銀兩是包含稅賦在裡面的，因此，國家的收購價格要比皇商的收購價格略高一些出來。

但不論是戶部的銀兩，還是皇商的銀兩，這些現錢都先是存放在各地的縣衙之內，然後三司會審，當著各地推薦義師、鴻儒的面，將這部分銀錢，那些是稅銀，需要上繳；那些是民銀，需要發放；那些提留份例，需要留存。分成幾個倉庫存放。

老百姓和戶部的稅官，在義師和三司的小吏的指引下，按照當初交糧時得到的告契，各自領取自己應得的銀錢。由於之前張彝憲就已經上報過糧計劃冊，所以，銀錢會提前就送達縣衙，因此，大部分的農民會在交糧的同時，便拿到了銀錢。這其中，因為有部分銀子需要從市場中兌換銅錢的環節，各地縣衙，還有一個‘兌耗’的份例可拿。

因為皇商和戶部的收購價格不同，因此這個制度最初剛剛開始時，很多農民都希望買給戶部，而不是皇商。這樣，在頭一年裡，張彝憲的‘決策’便十分重要。但是很快，各地縣官和義師聯名寫了一份疏奏，希望能統一收購價格，但為了保證皇商的利益，內閣不得以，提出了‘價差歸公’的概念，就是改由縣衙統一價格收購，然後再和戶部、皇商進行內部協商，這樣，農民拿到手的銀錢，便固定下來。至於其中的價格差，則依靠國家糧稅的降低來彌補。

在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里，糧食價格，基本等同於指導性物價機制。依靠國家力量於秋收時進行收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全年的經濟走勢。現在大明的白銀過多，已經造成白銀貶值的現象。

戶部收購上來的糧食，同樣根據各地提前在上年年末報的用銀度冊，直接劃轉到各級官吏手中，作為薪俸發放和國庫積存。因為實物計薪，已經沿習數百年，各級官吏在領到這些‘薪俸’後，都輕車熟路，該儲存的儲存，該販賣的販賣。加上都是足額髮放，大家倒也沒什麼怨言。

皇商將這些糧食在來年上半年對外銷售時，通常是按照戶部收購價格來銷售，這樣既保證了皇商的利潤，又在整個一年的開始時間裡，便消化了因為秋收價差的因素。

這樣是為了保證給各級官吏發放的薪俸水平，不讓他們的薪俸打了折扣。

在天啟之前，各部尚書全年的俸銀只有152兩；七品知縣的年薪為90石大米。摺合月薪，分別是13兩和7。5兩白銀。如果按吳思先生的換算比例：

中央部長的月薪是3800元人民幣，縣長的月薪是2250元人民幣。哇靠，這點工資連白領都算不上吧？要知道，這個時候可是單職工家庭，家裡的老老少少都要靠這些月薪生活的。確實太少了。

雖說以道德約束行為，以法制約束現象，是明代通行的做法。但在這些年裡，國家還是不斷提高了薪酬水平，現在的年薪是之前的四倍到五倍之間。提高薪金之後，誰要是再貪汙就不應該了。不但國法絕不相容，就是親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