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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執政後相繼採用了幾項措施來解決財政問題。一項是更定鈔法，於當年三月頒行至元寶鈔。另一項，最重要、反響最大的，是鉤考中書省和全國各地錢穀。首先檢校中書省，查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桑哥志在嚴厲整治中書以張聲威，遂審問省官，參政楊居寬自辯：“實掌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擊其面，責以用人不當。

參政郭佑被“多所負，尸位不言以疾為託”，也遭到毆辱。十月，楊、郭二人均被處死。以失職之罪竟誅參政大員，殊屬苛重，桑哥當總制院使時少人走他的門路得內旨授官，其中必須透過中書的，有些被楊居寬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記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懷恨，乘機報復。

當時凡倉司無不鉤考，聲勢甚厲，御史臺吏王良弼與人議論說：“尚書鉤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其言良弼，以誹謗尚書省政事罪殺之，籍其家。

桑哥遂以鉤考事重，奏置徵理司正三品，專治合追財谷。十月以各行省欺盜、虧欠錢穀必多，除湖廣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徵償外，奏請派尚書參政都、戶部尚書王巨濟等省、院、臺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陝西）六省錢穀，每省兩人，特授印章，並給兵以備使令和護衛。

於是鉤考範圍擴大到了全國（除雲南、吐蕃外）地普遍進行清查和追徵積年欠錢糧，期限嚴急。鉤考的目的完全是為解決國用不足問題在桑哥上奏中說得很明白：“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恆不償所出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鉤考天下財谷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由於旨在多徵錢糧，所委任鉤考官又多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風，嚴厲督責下屬，唯求增羨，除責償於虧、盜錢糧的官吏外，勢必主要逼取於百姓。

透過實行鉤考追徵欠錢穀，只能暫時補足一下國用，桑哥提出又一項措施，即增加賦稅：鹽課每引由中統鈔三十貫增為五十貫；茶課每引由五貫增為十貫；酒醋稅課增額十萬錠，大增商稅為25萬錠；有協濟戶１8萬，入籍以來只輸半賦，今增為全賦。

桑哥還提出了另兩項增收節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從之臣，種地極多，宜依軍、站例，

之外，驗畝徵租。”準行之。“扈從之臣”係指怯量土地而不納地稅，現在令他們按軍、站戶體例，佔地超過四頃的都要交地稅。

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覬賜與。財非天墜地出，皆取於民，芶不慎其出入，恐國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當給者，汝即劃之，當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賞賜諸王貴戚（即“有分地之臣”）是當時一項巨大的財政支出，在國用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

按照桑哥的建議，還收繳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難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認為一藩二王不妥，遂詔罷秦王之封，收還其印；東道諸王勝納哈兒用“皇侄貴宗之寶”，桑哥謂“寶”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濟南王印”。以上幾條都觸及蒙古貴族以至皇室成員的權益，桑哥也敢於提出，並被採納，可見忽必烈對他的寵信程度。

除了任用桑哥之外，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海都，忽必烈南宋的各種行為也採取極為剋制的態度。的意圖只在鎮邊，並不急於攻宋。宋私商違禁越境買賣，詔宥之，還其貨，聽榷場貿易；甚至當對於四川正在進行的招降王立，也吩咐在暗中執行，不得暴露國信，虛稱當待“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藉以慰撫軍心。

對於江南卻是十分示好。詔命江淮釋教總統楊璉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趙太一回江南省親，然後又以留夢炎等南宋故臣為首展開了新一輪的議和活動。

正在江北打的火朝天的時候，大宋卻接二連三的遇到了喜訊，首先是乃顏遣從日本轉到而來，要與大宋結盟，攻擊忽必烈。這個事情還在考慮之中的時候，海都嚐到了火器威力的甜頭，也向蒲壽庚下了大量的訂單，請求給予補給，三方互相約定，永不侵犯。

正在得意之間，江北忽必：卻是命令自己的孫子答剌麻八剌為南王，前來洽談議和事宜，由答剌麻八剌的封號上就可以看出，忽必烈暫時對於大宋沒有什麼敵意，因為北方韃子，無論是女真還是西夏、蒙古，只要對南方封王，無一不帶有“平”、“鎮”“掃”之類的征服之詞，而對於答剌麻八剌的封號僅僅是南王，而不是平南王，就可以看出了向大宋示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