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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折騰了他一整天的紅軍領導，卻個個都沒有休息，他們在草草地用過早飯後，拖著疲憊的身體連續開了第二個會。

會議一開始，伍豪就直接道：“那位林漢同志，他今天掀了桌子，把我黨長久以來，大家一直達成默契，心裡有數，卻藏在桌子下和心裡的問題，全掀了出來：過去幾年裡，共產國際特派員瞎指揮的問題，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以及肅反擴大化後，胡濫殺人卻不需負責的問題……皇帝的新衣，那位林漢同志的這句評價說得好啊！”

頓了頓之後，伍豪道：“我提議：此次會議，由李潤石同志來主持。”

這一議案，很快被在場所有人透過。

而整個會議上，一直象石佛般都處於沉默狀態中的焦點人物李潤石，在被伍豪推到前臺後，開口道：“我的意見是，這次會議，應當是一個自我批評的會議。大家上臺，討論自己過去犯下的錯誤，以及明知有錯，卻不肯承認的陰暗面，也就是那位林同志所說的，皇帝的新衣。而第一件被揭下來的新衣，從我開始……”

1932年一月十一日，一場風暴正在瑞金上空醞釀，林漢掀桌子粉碎的歷史，正快速地朝另一條支路駛去。

第46章皇帝的新衣（2）

如何才能儘早地消除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共產國際莫斯科派對中國革命的負面影響，這是林漢在回國的路上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象殺掉常凱申一樣地，在上海對這夥人來個大屠殺？或者找到他們，然後給中統或藍衣社的人打小報告黑了他們？這種無節操的作法，林漢不是沒有想過，但最後他還是放棄了。

殺死王明博古，甚至幹掉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並不能真正的解決此時中國革命路線錯誤的問題。因為當時在中共上層，“哈蘇”，想“複製蘇聯革命路線”，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又以留蘇派的那批人這一情況最為嚴重。相反，李潤石這樣的本土派，農村包圍城市派，反而是黨內的少數派。

有人的地方，就會拉幫結派，所謂共產國際派，莫斯科派，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比如留過蘇，在伏龍芝進修過的劉帥，在來到江西和李潤石接觸過一段時間，並親自在前線作戰後，很快轉變了觀點與立場。遵義會議上站到李潤石這邊的關鍵人物：王稼祥與張聞天，同樣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而作為共產國際派的王明與博古，這兩人本身也有極大的缺陷——他們太年青了，1932年時，王明才28歲，博古更小，25歲，兩人全是“小年青”。這兩人沒有資歷，沒有閱歷，甚至沒有長期在中國革命的經驗經歷，這種無資歷無實踐無功勞的三無人員，小年青，居然能力壓一堆資歷和功勞都遠勝他們的“前輩”，輕鬆地爬到中共最高領導的職務，本身就是很奇葩的一件事。

套用後世人惡意地說法，無非就是跪舔共產國際的負責人，人際關係打得好，所以能扯到這張虎皮作大旗。而當時的中共內部又受共產國際影響控制得極嚴重，四一二前，中共放棄軍隊武裝的所謂“右傾投降主義”政策，執行這一政策的罪名被陳獨秀擔當了，可是後人考究結果，這卻是共產國際那幫人的意見，陳獨秀只不過是替罪羊。

陳獨秀當了替罪羊，這事一般人不知道，但經歷過那段歷史的黨內中高層人員，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因政治需要，加上後來陳獨秀又變成託派，於是讓他把這黑鍋背到底了。但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大夥就象是看到皇帝的新衣一般，嘴上不說，心裡還是有數的。

王明博古這種才二十多歲，無資歷無實踐無功勞的三無人員小年青，硬行捧成中共的最高領導，難道黨內就沒人心裡有意見有怨言有看法？中共上層的那幫人哪一個不是人中精英，怎麼會看不出這中間有大問題？

如果從人心的角度去分析，這兩人上位過程，黨內心中犯嘀咕的人絕對不是少數，只是大家懾於共產國際代表的淫威，不敢明言罷了。

這依舊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對共產國際胡亂指揮的作法，黨內不滿因子，其實在很早就已種下了。只是因為各種原因，沒有人敢說出來，指出來罷了。

當林漢這個穿越者站出來，以比“共產國際”更高的身份“穿越者未來人”的身份，扒下共產國際的皮，揭破了這件“皇帝的新衣”後，就象汽球被戳了一個洞，從前積蓄下來的壓力矛盾，瞬間找到了突破口，然後很快地順著這裡井噴出來。

而另一方面，以李潤石為首的所謂本土派，在1932年被全面奪權的時候，對自己的堅持的路線，自身也是自信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