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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人首先在上海小規模小批次地使用，用於套購金銀等貴重金屬，結果市場反映良好。無論是銀行還是商戶，都沒有對這批鈔票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不過為防萬一，漢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數超過五十人的特種部隊，裝備以芝加哥打字機、狙擊步槍為主力武器，單兵火力極其強大，其任務只有一個：一旦有內部人員在套購物資使用假幣時東窗事發被捕，這支特種部隊就負責救人或滅口。所幸的是，由於這批德國製造的美元、日元、英鎊和真鈔的差別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基本都沒有發生意外。

漢娜和林漢曾將自己印製的假鈔，請鑑定專家進行過鑑定，十張假鈔和十張真鈔混在一起，鑑定專家拿著放大鏡看了半天，愣是無法從印刷紋路上分辯出來——在林漢和漢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們自制的印鈔模版和真貨模版完全沒有差別，可以達到原子級別的精確，“誤差”僅僅只是原子級別的（等於沒有）。唯一可能分辯出來的手段，是得放在試驗室裡用專業的燈光照射分辯色譜才會判斷出差別。但是尋常的銀行，哪有用得了這麼高精尖的仿偽手段。

為防萬一，漢娜派往上海的間諜，以美國人的身份在上海註冊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後使用自己印製印發的“真鈔”，僱傭了一批中國買辦，輪流在上海灘的各條商業街和批發市場瘋狂掃貨，金銀貴金屬、皮草藥材，絲綢布匹，糧食和礦物，幾乎是什麼商品都收購。

貴金重屬和礦物被運回德國給德國的戰爭機器輸血，皮草藥材，絲綢布匹還有糧食，則在中國進行內部交易消化進行“洗錢”，有的回售給市場以金銀的形式收回再運回德國，有的則直接做為援共物資送給江西紅軍，而有的則拿來賄賂從中吃拿卡要的炮黨官員和地方大大小小的軍閥以貨易物。而到了1933年，六月，當紅軍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後，漢娜在上海開設的皮包公司，用假鈔收購來大量的糧食和藥材，裝上輪船掉頭南下，直接就在福建東山港停靠，轉手送給紅軍。

另一方面，江西蘇區的紅軍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鎊的使用大戶。贛州圍城時，紅軍就是大撒鈔票，使用林漢提供的“外匯”從守軍中大肆收購槍枝、子彈甚至火炮和炮彈。不過在使用“外匯”這一點上紅軍還算有節操，基本上都是用來賄賂“防守悍將”馬司令，至於底層的守軍官兵，紅軍主要是使用德國“幫忙”印製的，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來收購對方手中的武器彈藥。

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的防偽能力比日元還要糟糕，紙質和印刷質量也不佳，最初德國人印製的，反而因為質量“太好”而無法使用，後來有意降低了質量後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幣。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筆日元、英鎊、美元鈔票滾滾湧入上海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業率，促進了上海市場的經濟繁榮，增長了有關當局的稅收。南京國民政府在被江西蘇區紅軍一頓痛打，喪師無數的情況下，為了恢復實力，軍費開支瘋狂暴漲，財政所以沒有破產，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離不開漢娜和林漢“幫忙”製造的虛假繁榮。

當然，由於知道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庫裡堆滿了自己製造的鈔票，希特勒賣給宋子文用來“雪中送炭”的那十萬條毛瑟步槍，是要求他用銀行轉帳的方式付帳的。

這些堪稱“完美偽鈔”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發生了兩起意外。

當時，一位滙豐銀行的外國職員，在停業清點貨幣時，發現了兩張編號一模一樣的美元，事後告訴經理。

“都是真鈔！？”

銀行裡最優秀的假鈔鑑別專家拿著這兩張鈔票比對了半天，又和別的美元進行對比，結果認定這兩張都是真鈔，但這明顯是不可能。

幸運的是，這個經理當時急於下班參加晚上的一個沙龍酒會，把這事暫時擱在一旁準備明天再處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職員，是德國收買的臥底，下班後緊急通知了德國人。

德國在上海的負責人拿到這個訊息後，當晚就採取行動。特種兵們伏擊了那位經理，製造了他酒醉墜河而死的“意外”。由於負責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進行的倉庫大盤點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發生在法國人開設在上海的“巴黎”銀行，有職員在結帳盤點時同樣發現了兩張編號相同的日元，報之上級，不過當時的部門負責人在看到兩張“比真鈔還真”的“偽鈔”後，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們發出去用掉”。

於是這事也就這麼不了了之，這位“不負責任”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