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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開發人的能力資源，教育應該成為最主要的投資專案之一。

在日本，國家投資的教育費總額，5年時就佔國民收78％，佔國家行政費的12％；1900年時，佔國民收入總額的2。05％，佔國家行政費的9。8％。這說明日本政府辦教育是捨得投資的。

雖然不能跟二戰後從廢墟上崛起的時代，日本教育投資一度佔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這麼誇張，但是，仍然可以見到日本在教育上投資的氣魄。

當然，現在這氣魄是想要發揮出來都沒機會了，因為日本的財政收入大幅的減少，總不見得都餓死人了，還要投資教育。

教育事業的發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程序。但日本教育自身卻並沒有隨著“國富兵強”而完成其近代化過程。相反，隨著國力的強大，教育卻越來越被封建軍國主義思想所支配，成為天皇制政權對內維護**統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重要工具。於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雙重性格”，產生了教育對近代日本歷史發展的“雙重作用”。

教育的“雙重性格”，源於明治維新時資產階級改革的不徹底。由於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社會內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後瓜熟蒂落式的社會革命，所以改革後的日本社會仍保留了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學制的過程中，也始終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對西方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的抵制。

明治政府大辦教育之初，也明確聲稱要把教育置於國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務於“富國強兵”的國是。國家要求於教育的，並不是培養具有自主意識和獨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養既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又恪守封建道德規範的忠順“臣民”。因而在實際上，明治政府既重視教育在提高國民學力、培養技術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視教育在“國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國民灌輸“忠君愛國”思想和封建倫理觀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學制的同時，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國教化為宗旨的“大教宣佈”運動。1870年1月，政府頒佈的《大教宣佈詔書》中，突出宣揚了“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頒佈的《宣教使須知》進一步強調：必須向天下庶眾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釋出的宣教使《教則》，開宗明義三項內容：從敬神愛國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這種普及封建神道的社會運動與“文明開化”的教育改革同時並行，是頗具諷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講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義，下達了《教學大旨》及附屬的《兩項小學條例》，對新學制實施6年來忽視“德育”的傾向給予嚴厲指責，批判歐化主義教育導致了“將仁義忠孝置於後，唯洋風之為競，終至於有朝一日不知君臣父子大義之地步”，要求學校教育以所謂“德育”為先，“明仁義忠孝之道，而道德之學則應以孔子為主”。同時學校要“昭示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畫像”，使學生“從幼年始……忠孝大義就成為深入腦髓之第一感覺”。《教學大旨》是對明治初期教育改革中歐美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公開清算和反擊。其後，封建主義、軍國主義的思想，在教育體系中逐步強化，全面滲透到日本教育的各個領域。

軍國主義教育體制的確立，以1890年的《教育敕語》為標誌。與《大日本帝國憲法》中“天皇為最高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定相呼應，《教育敕語》又把天皇規定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把“扶翼皇運之無窮，繼承皇祖之遺訓”、培養“臣民”對天皇的忠誠，規定為教育的內容。《教育敕語》實際上成了日本教育的最高立法，它確立了封建軍國主義思想對教育的全面統治。這一體制經過充實、鞏固，前後統治日本教育達半個世紀之久。

這一體制有著近代學制這一資本主義教育的軀體，而魂靈卻是封建主義、國家主義的教育觀念。

故而，在新形勢下，既要促使日本少投資教育，又要使得日本政府加劇封建軍國主義思想對教育的統治，成為了一個大問題。

提爾皮茨在外交部總長陸徵祥的陪同下，參觀了青島要塞，他們將在短暫的訪問之後，前往江南造船廠考察中國的造艦情況。

同時，提爾皮茨也將慰問大批在上海的德國技術人員。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出意外的在幾個月後爆發的話，青島很有可能會成為協約國拿來做文章的一個巨大隱患。

德皇對青島的定位首先是軍港，次為商港，因而建了大批軍事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