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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

也許聽起來，北京的老百姓，甚至是直隸其他地區的老百姓敲鑼打鼓，歡迎李安生到各地視察，只是因為一個原因，李大總統來了有肉吃，有些可笑。

但是，這何嘗不是一件無比苦澀的奇談。

光緒時代，全國各階級幾乎都出現了生活下降的現象。山東小麥種植量第一，一般人卻賣小麥購粗糧。

1883年的《北華捷報》這樣形容河北地區一般農民的生活：“農民雖然大部分都貧窮，但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還比較少。只有在荒年，他們經常以野菜為食，甚至連野菜都找不著而成群餓死，正像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的情況那樣。在最好的年頭，他們也吃最低階的食物，穿著樸素的衣服。他們的食物幾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來的高粱及小米。一塊白麵饅頭便是一種特別的款待。當然更難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貧農在敘述皇帝豁免田賦的時候說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將隨他高興地把麵條吃一個飽。’對於一個以高粱為主食的農民，毫無節制地吃麵條，就是一種理想的生活”。

李安生就任總統的第一天，《北華捷報》便以大標題正版刊登了當年的這篇新聞，並且進行了富有激情的評述。

是啊，對於一個以高粱為主食的農民，毫無節制的吃麵條，成為了最大的夢想。

民國前後，關內老百姓的生活也開始有了改善，至少，沒有再出現餓死人的現象，部分人也能開始吃的調勻，粗細糧搭配，尤其是去年的一次大豐收之後。

但影響關內百姓民生最為重要的，還是鐵路運輸。

鐵路是影響近代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變數。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使農民更廣泛地與國內、國際市場相結合，為改進民食創造條件。輪船運輸在清末就已經對華北沿海的民食產生了改善的作用。

清末北京的糧食供應有部分來自東北，對華北內地糧食壓力減輕。李安生剛穿越到東北的那會，大部分地區的民食有所改善，而東北的糧食產量逐年大跨越之後，關內百姓的日子好過了許多。

自去年開始，直隸百姓一般人“午飯必有熟菜，或雜以葷腥，飲必以茶。一村中之茶館或有兩三處，因飲酒者漸多”。

這種現象的發生，正在於交通運輸改善所帶來的流通與商機的增多，尤其是東北鐵路網的完善，以及中東鐵路與庫張鐵路落到民國手中之後。

人民有機會進行多種經營，或加強商品化比重，各地區相互交流，擺脫了清末的缺糧困境。

由於農業生產未發生質的變化，靠運輸的帶來的改善相對有限，而較為偏僻的地區甚至沒有發生變化。“中上之戶飯皆粗糲，中下之戶則皆攙糠和菜為食，豐年糧尚不足，一遇凶年，恐慌立至，則樹葉草根亦以充飢。”

大部分地區的食物改善時間不長，因為人口急劇增長，運輸取得的成果迅速被人口增長抵消掉，要是爆發大規模內戰，許多地方都要出現大規模的饑荒。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袁世凱也清楚，如今日益改善的民生，萬萬不能因為內戰而破壞掉，要是本來就如此殘破，那倒還好，沒有人顧的上，可有比較，便有計較，輕易挑起戰端的人是要遺臭萬年的。

段祺瑞也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今日小酌，能有如此豐盛的佳餚，未必不是李安生所賜。

從東北過來的大批肉食，以及價廉物美的烈酒，都成為了京城百姓們的最愛。

兩人小酌半晌，從人又端上了主食，居然是甘薯，倒讓徐樹錚有些意外。

段祺瑞笑了起來，指著甘薯說道：“又錚，從前咱們都盼著能不吃甘薯、高粱這等粗糧，盼著能吃上小麥，麵粉。可如今李大總統推廣什麼？粗細搭配，整日吃小麥的，也得吃些甘薯，這才叫營養。我看，他是替東北推銷甘薯吧？”

當初東北為了不讓關內因為東北大豐收糧食價格逐步下跌，使得關內百姓因為用小麥換取到的粗糧變少，反而鬧起饑荒，於是東北有意識的向關內投放了大量的粗糧。

現在反而要推廣甘薯這等粗糧作為日常必不可少的事物，怪不得段祺瑞要拿出來說事。

李安生的這個說法讓很多人嗤之以鼻，這細糧才有營養，多吃細糧，才能熬飢。

中國北方在飲食方面長期以來重男輕女，從小農經濟角度上講，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種生存選擇。農業勞動要求男人對農忙時高體力消耗負責，只有將糧食集中供向主要男勞動力，保證他的勞動和健康，才能保證全家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