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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房的吏員頭目是司吏，普通吏員是典吏，一般不超過三個。另外還有大量書手、幫辦，也就是所謂的編外雜吏，不在吏部名籍上的。

李縣尊身邊這位協助點名的吏房司吏晁林，稱得上是縣衙吏員階層裡最拔尖的了，按說不該是個莽撞人物，沒有阻止新上任大老爺燒火立威的道理。

只要在衙門裡行走的，誰不曉得凡是迎到新官上任後，都要順著他燒三把火，期間沒有特殊原因萬萬不可忤逆。晁司吏年過四旬，在衙門至少幹了一二十年，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但晁林看似冒冒失失的，卻叫李縣尊悟出很多事情。他可以斷定，能使得一位積年老吏不惜犯忌，想必這位點名不至的孟姓典史是位“能人”了。

李大人知道，很多衙門裡都有一些所謂“能人”，而“能人”的“能耐”可能是各方各面的。

譬如有的能人在某種事項上別有特長，官員為了政績需要依靠他去做，有的能人背景特殊，官員也得有所顧忌。從某種意義上說，李佑當年在縣裡也算是半個能人，可以將周縣丞和馬巡按整治到苦不堪言。

既然意識到孟典史是“能人”，熟知衙門內幕的李縣尊也要謹慎幾分。朝中後臺再硬，但在這裡也許頂不了用的，因為朝廷和底層的玩法不同。

在朝中大家都是命官，裡面沒有平民百姓，全都是浮在上層的，爭鬥起來更直接，就是比拼後臺和勢力。李佑敢以六七品的官身與閣老相抗，一小半原因是他自己善戰，另一大半原因靠的就是後臺硬扎，沒有後臺撐腰，十個李佑也玩完了。

但在底層，那是接了地氣，都站在地上的，稍有不慎就踩入軟泥中。後臺肯定有用，但好似擁有核武器，更多是威懾，不見得是萬能的。前文有個例子，當年馬御史這個閣老女婿巡按江南威風煊赫，陳知縣都有些聞風喪膽了，但土棍李佑輕描淡寫的便能將馬巡按修理到狼狽不堪，不得不逃出虛江縣。

李大人閃過幾個念頭，似笑非笑對晁司吏道：“你敢相諫，與孟典史真乃同僚高義也，本官佩服的很！”

晁林聽在耳中，心裡嘀咕道，這新縣尊年紀輕輕，說起話來卻陰陽怪氣、使人極端不舒服。但他不得不辯解，“留住孟典史，是為大老爺著想，並非其它原因。”

又怕李縣尊不相信，他繼續道：“孟典史乃是徽州人，與大多鹽商同鄉，交遊廣泛，本縣鹽課都要靠他。”

這年頭，鹽業是從頭到尾的計劃經濟，產量是事先確定的，銷量也是事先確定的。每個縣根據人口數量都會分配到一定銷售任務，叫做額定行引，而鹽課就是每個縣官鹽銷售後收的稅。銷量有事先定額，鹽課自然也是有規定數額的。

作為國庫現銀收入的重要來源，鹽課在知縣考核中佔據了很大比重，保障官鹽銷售自然也是知縣的重要職責。道理很簡單，官鹽賣不出去，自然就沒有鹽課收，而鹽課收不夠數額，地方官就要受到處分。

對其他地方來說，鹽課問題不大，畢竟食鹽是生活必需品，就算有si鹽衝擊，但只要使上力氣，保證官鹽完成一定銷量還是可以做的到。就算銷量完不成但能加徵點鹽課也行，只要不與規定數目差的太離譜，一般考核起來還有通融餘地。

但是揚州府這幾個縣，不是產鹽地就是臨近產鹽地，在鹽課問題上那是天下最苦的地方。

就拿江都縣來說，朝廷規定每年要行官鹽一萬引，也就是必須要賣出一萬引官鹽，收一萬一千兩鹽課上繳。

可是江都縣鄰近的泰州、通州都有產鹽大縣，而且江都縣也是淮南鹽外銷的樞紐。問題就出來了，既臨近產鹽地，每年又有幾億斤鹽過境，買賣si鹽更加便利，那麼分配給江都縣的一萬引官鹽能賣得動麼？

比如隨便誰跑到鄰境，偷偷背上一籮筐si鹽回來，就足夠全家吃一年，之外還有富餘可以賣的。這樣誰還肯買價格較高的官鹽？

而且更別說過境大量運鹽船和漕船，有很多夾帶si鹽沿途發賣，水運樞紐江都縣就是重災區之一。

在各種si鹽衝擊之下，不止江都縣，揚州府各縣一年官鹽銷售能完成十分之一就不錯了，出現了天下第一產鹽大府裡官鹽完全滯銷並收不上鹽課的怪現狀。

那些綱冊上的鹽商，每年都要向鹽運司遞交一次申請，叫做認窩。江都縣這種地方，沒有哪個鹽商願意申請運官鹽來賣，連成本帶稅課，一萬引鹽能賠出兩萬兩銀子去。

談完鹽課現狀，晁司吏嘆口氣道：“孟典史與數百徽州鹽商都算同鄉，往來關係密切。鹽商們賣他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