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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都已經答應了，但因為中國發生戰亂而未能舉行，“華夏共和國”取代清朝成立後，不妨向各國“重申前意”，表達“同友邦敦睦之意，且可揚我國威軍威，使列國不敢輕易啟釁。”

李鴻章召開政務院會議商議後表示了同意，並讓外務部再次向各國駐北京使館發出了邀請的正式照會，各國都作出了積極回應，連俄國人都表示要派船參加。

俄國人的這個養氣功夫，屬實非同一般。

由於“華夏共和國”現在取代了清朝，在一定程度上給原來和清朝保持“宗藩”關係的中國屬國造成了一定的困擾，但經過朝鮮的率先“表態”，這個問題也得到了解決。

在清王朝全盛的時候，中國周圍的好多國家都向中國朝貢，和中國保持著宗藩關係，象朝鮮、琉球、拉達克、哲孟雄、不丹、尼泊爾等山外諸國，蘇祿、越南、緬甸、南掌和、暹邏（泰國）等東南諸國都是中國的宗藩，這種“宗藩”關係並不是近代的那種“保護國”和“殖民地”關係，而是基於傳統文化理念上的名義上的不會被宗主國干涉內政的自治屬國和宗主國之間的關係。清朝與周邊國家存在的這種宗藩關係表面上看來是一種“以小事大”的不平等關係，周邊國家要向清朝“稱藩納貢”；接受中國的冊封，並由中國賜與印璽。而實際上這種宗藩關係只是維繫中國和周邊各國友好關係的一種形式，並不具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實質性內容。並且，作為宗主國的中國統治者，是以一種“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干涉主義”態度去對待這些國家的。原則上並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

中國統治者為了顯示自己作為“天朝上國”的富有與大度，總是本著“薄來厚往”的原則，對朝貢者給予大量的賞賜，其價值遠遠超過朝貢者所進貢的物品，所以，各藩屬國總是樂於來華朝貢。雖然有些國家有時不按規定而提前來華朝貢，中國政府也都給予了熱情接待。

（四百零二）貨幣制度的“兩”“元”之爭

值得注意的是，各宗藩國在來華朝貢的同時，也與中國進行了大量的貿易活動。由此可見，清朝與周邊國家的這種“宗藩”關係和近代西方國家間的那種表面上“平等”，而實質上卻是“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有著本質的區別；和西方殖民國家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那種控制與被控制、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更是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天壤之別。即使在清朝“閉關鎖國”期間，和屬國的這種聯絡也沒有中斷，只是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朝國勢漸衰，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侵略下，這些屬國漸漸的喪失，但基於傳統文化上的認同感，這些國家還極力的保持著和中國的“宗藩”關係，象緬甸儘管已經成了英國的殖民地，但英國仍然不得不允許緬甸在一定時間繼續向中國“朝貢”。

現在，大清王朝已經由新的“華夏共和國”所取代，中國傳統的這些宗藩國失去了“朝貢”的物件，如何重新“定位”和中國的關係，是擺在這些中國的前“屬國”面前的一道難題。

而孫綱提前留了“後手”，透過自己在朝鮮的北洋方面的代言人“美女學生”金舜姬，成功的解決了朝鮮和中國的藩屬關係問題。

在“己亥之亂”發生之後，朝鮮國內很快就知道了訊息，朝野上下頓時一片震恐，朝鮮國王李熙大驚失色，派人向在釜山的北洋水師提督葉祖圭問計，葉祖圭雖然已經提前知道了訊息，但也不敢擅自決斷，後來等到孫綱把在北京的朝廷主要官員都接到了旅順，成立“北洋共和政府”後，金舜姬按照孫綱的指示，以她的特殊身份在朝鮮軍政兩界及王室間進行了“溝通”，才讓朝鮮在因中國內亂造成的恐慌情緒中穩定下來。朝鮮國王李熙表示，“中國有難，朝鮮為中國屬邦，絕不坐視不顧”，指示朝鮮軍政當局做好戰備，“備中國不時之需”。於是就有了後來朝鮮海軍協同北洋艦隊作戰以及金舜姬親率朝鮮軍隊3000人進入中國境內幫助中國軍隊阻擊俄軍的行動。

“華夏共和國”成立後，朝鮮率先表示承認，但對於朝鮮應該同中國居於什麼樣的地位感到“困惑”，孫綱隨即讓金舜姬轉告朝鮮國王，中國和朝鮮仍然是“唇齒相依”的“兄弟之邦”，既然大清王朝已經不存在了，中國將和朝鮮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用來取代以前地“朝貢”關係。

朝鮮國王李熙知道後放心之餘也十分感動，立刻派使團前往中國道賀。遞交國書，“慶賀中國共和重生，並與中國約為盟邦。互助互援，永世修好”。中國和朝鮮以簽訂《平等友好互助條約》的形式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