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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無處下口啊！”

孫綱一聽李鴻章這麼說，知道李鴻章現在也懂得了這個進口關稅稅率問題地重要性。

這些天他們幾個政務院巨頭在一起開會時商討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關於中國工業和商業如何發展地問題，在孫綱的提議下，工業部、商業部和全國工商總會已經受命聯合制定一箇中國工商業發展的“五年計劃”，並讓“議政院”也參與了討論，在“議政院”和“全國工商總會”裡，以輪船招商局總辦鄭觀應為首的好多人提出來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目前存在的一個極為嚴重地問題，就是中國的進口關稅稅率過低，導致洋貨地大量輸入，給中國的民族工商業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使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無力和外國競爭，因此發展極為緩慢，甚至於出現了萎縮。

由於過低的進口關稅使中國海關喪失了對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保護作用，“議政院”和全國工商總會的代表們紛紛要求“重訂新章，一律加徵”，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未來發展掃除障礙。

鄭觀應對此激烈的指出，“關稅定稅之權應操諸本國，雖至大之國不能制小國之輕重，雖至小之國不致受大國之撓阻”，他堅決否定中英《南京條約》當中的“協定關稅”條款，要求以國際公法為準繩，“爭國家之主權”。

鄭觀應向政務院指出了保護性關稅政策對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地重要意義，說“凡我國所有者，當輕稅以廣去路；凡我國所無者，當重稅以扼來源。收我權利，富我商民酌盈濟虛，莫要如此千萬鉅款權自**，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稅政大有俾益，而於中國國體所保全者為尤大也。”，他尤其反對中國海關僱傭外國人，說“稅則既定專條章程盡人能解，何用碧眼黃髮之徒，越俎而代治乎？”

鄭觀應地要求實行“保護性關稅政策”以促進中國民族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地主張，得到了“議政院”大多數人的贊同。

“議政院”和“全國工商總會”的人都認為，如果這個問題不得到有效解決，即使有了好的規劃，中國的工商業也會因為無法和洋人平等競爭而最終陷入困境。

這個如何修改中國進口關稅稅率的問題，其實也就是中國收回關稅自主權的問題，現在就這麼的擺在了李鴻章等人的面前。

中國的海關多年來一直是由外國人把持，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奇特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源其實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被迫和英國以及其它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當中的“協定關稅”條款，而後來中國海關徹底為外國人所把持，則是因為上海小刀會起義導致中國海關無法正常執行，結果為外國人趁火打劫所造成的。

而李鴻章告訴孫綱，中國海關為外國所把持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語言障礙！

海關掌握進出口貿易稅收，是中國和外國之間打交道最為頻繁的地方，而不排除語言障礙即無從開展業務。當時的中國嚴重缺乏外語人才，這是清朝政府不得不承認的事實；“蓋因積習相沿，恥與外人相交，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而外國人的情況正相反，外國人跟外國人之間根本不存在語言障礙；而外國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不少的外國人已經熟悉掌握了漢語，和中國人之間的對話交流沒有語言障礙，這也是當時中國官員不得不承認的，“互市二十年來，彼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優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中國曆來以“天朝上國”自居，恥於向西方學習，“習洋文者稱洋鬼子徒弟，人多非之”，可就沒有人想想連懂外語的人都沒有的話，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結果就是，為了“更好”地“開展”中國海關的業務，讓會漢語的外國人來掌管中國海關的事務，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西方列強就此提出“茲因難得誠敏幹練熟悉外國語言之人員，執行約章關章上一切事務，唯有加入洋員，以資襄助”的辦法，清朝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

一開始是僱傭洋員，而到後來，中國的海關官員也是由洋人來擔任了。

就這樣，西方列強以中國海關找不到“誠敏幹練、熟悉外國語言之人員”的名義，把中國海關大權從中國人手中一步步搶過去，直接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了。

對於中國因為缺少懂外語的人才導致海關大權落入外國人之手的情況，李鴻章痛心疾首，曾在光緒七年（1881年）勸告過朝鮮政府，一定要重視對外語人才的培養，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只有這樣，朝鮮的稅務才不至於落入日本人或西方人之手，“從前初開通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