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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四教合一？！

1870年5月，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案件（拐賣婦女兒童是孫綱在原來那個時代最為痛恨的事情之一，認為凡是宰了人販子的人國家應該“罪減一等，概此輩人販無有不可殺者”），而恰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因為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教會育嬰堂中收養的多名孤兒患病而死，一時間謠言四起，可更巧的是，有個偷拐兒童的歹徒武蘭珍被一名被當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這下更是弄得民情激憤，士紳譁然，書院停課，給官府和教堂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天津知縣劉傑將人犯武蘭珍帶到望海樓天主教堂對質，卻發現教堂根本就沒有王三其人，教堂內也沒有人認識這個武蘭珍。

可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得知後大批趕來，數千人將教堂圍了個水洩不通，長時間不肯散去，大有不查個明白誓不罷休之勢，以至於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好鬥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得知後，在要求總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沒有得到滿意答覆的情況下便親自帶人前往教堂，不料見到知縣劉傑根本無力解散群眾的時候竟然怒而開槍，結果將知縣的隨從“一槍爆頭”，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圍觀的群眾群情激憤之下，當場將豐大業及其秘書“亂拳打死”，連帶天主教堂裡的10名修女，2名神父，還有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教徒都死於非命，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教堂，慈善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被焚燬。由於這些參與者中尚有不少心懷鬼胎的秘密會社成員，這就使得這個事件更加的撲朔迷離。

“天津教案”發生後，以法國為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聯合提出抗議，大批外國軍艦也前來天津海面巡弋示威，局勢極為緊張。當時德高望重但年邁多病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受命處理這事，不料卻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為棘手，法國方面要求將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全部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大夫文人則吵嚷著反對作出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之下，曾國藩表現出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沒有迎合公眾憤怒的情緒，也沒有屈從於外國的壓力，而是決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說，他勸說朝廷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他們不致被捲入到法國人的案件當中去，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楚了他們並非是拐騙而來，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隨即請求朝廷釋出宣告“闢謠”，為外國教堂“恢復名譽”，然後開始對案件做出處理，他建議將十五名元兇處死，天津知府和知縣撤職，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這一下卻惹惱了守舊頑固派，他們迎合群眾的不滿情緒，當即指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將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曾文正公就此“晚節不保”，落下罵名，成為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於事態出人意料的惡化，局勢有一觸即發之勢，李鴻章被調來接辦此案，幸運的是，此時歐洲發生了普法戰爭，法國國內局勢動盪，騰不出手來對付中國，李鴻章迅速藉此機會將此事予以解決，事情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中國賠償法國損失四十萬兩白銀，處死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還親自前往法國道歉。1871年11月23日，剛剛鎮壓掉“巴黎公社”的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對崇厚說，“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隨後接受了中國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機就此結束。

可是事情還沒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國勢力保護的傳教士及外國教會甚至可以凌駕與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眾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常常透過傳教士介入訴訟，傳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壓力，這樣一來的結果，往往是教民一方獲得勝利。因為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話，傳教士則有可能透過上級主教借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之手向總理衙門施壓，總理衙門稍有抗拒，這些公使們便動輒恫嚇要自行保護教會的利益。由此，總理衙門不勝其煩，只得責令地方官府儘可能的就地解決這些民教爭端，不要捅到上面來，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決。這樣民眾在民教衝突中便失去了國家公權力的保護，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無防護的狀態下與教會和一些無賴教民進行抗爭，而民眾的這種冤抑情緒一旦爆發出來，後果則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情況，連自以為“瞭解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