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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香港發生的劉步蟾借“撤旗事件”逼走琅威理的舉動雖然表明了中國方面“權操於我”的正確立場，但也帶來了很多不利的影響。畢竟，是在琅威理任職期間，北洋海軍的訓練水平達到了頂峰，琅威理去職後，北洋海軍的戰鬥力下降了許多，這是不爭的事實，任中國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後來就曾經幸災樂禍的對金登幹說過，“琅威理走後，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琅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好好的利用他。”大東溝海戰中，北洋艦隊戰術呆板，在戰艦普遍航速低於日本聯合艦隊的情況下竟然企圖採用裡薩海戰中奧地利人的衝擊亂戰戰術，而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雖然這個錯誤被日本人犯的更大錯誤所彌補），所以說，琅威理的去職也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史上的一個慘痛教訓。

作為對比，日本人就精明多了。日本海軍也是英國人一手訓練起來的。英國皇家海軍的英格斯上校為日本海軍的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據英格斯本人回憶說，他在日本服役時，日本政府曾封贈他以貴族，使他能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以與日本的高階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英國人的教育中得到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有理由獨立行走時，歐洲軍官便體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堅持走著他們在英國的指導下踏上的道路，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了。”

孫綱不想讓北洋海軍再犯同樣的錯誤，他和林泰曾仔細商量了一下後，決定這回由他這個“幫辦北洋軍務”的船政大臣為這些外國軍官們的待遇問題上摺子，再和朝廷玩一回“曲線救國”的把戲。因為，和傳統中國近代史書籍中那些欺騙甚至於欺負中國人的洋人不同，北洋艦隊中的外籍僱員群體表現出了高度的敬業和勇敢精神，對中國海軍顯示出了極大的忠誠。在大東溝海戰中，好多洋員都在戰鬥中表現得極為英勇，“致遠”艦管輪英國人餘錫爾與艦同沉；“定遠”艦主炮臺被擊中起火，英國顧問尼格路士救火時被彈片擊中，他知道自己傷重難治，堅持不願意離開身邊的戰友去包紮傷口，最後壯烈犧牲；對這些為了保衛中國海疆而英勇戰死的外國友人，孫綱一直都很景仰，在他的心中，他們和後世來幫助中國的白求恩大夫一樣偉大。

他在摺子裡是這樣說的，“大東溝一役，各艦洋員皆為客卿，尚能忠於所事，深明大義，不惜身命，奮勇爭先，為中國效死。若能授之以官，感之以誠，何愁不為中國所用？”為了不讓朝廷擔心外國軍官掌握中國軍權，他建議成立類似德國的“參謀本部”一樣的機構，“使彼皆為我之參謀。平日教練兵將，戰時為提督謀劃，彼之責也；調兵遣將，升降賞罰，我之權也，權責分立，各展所長，權操於我，不致臨變而生掣肘。”這樣一來，就不用擔心軍權為外國軍官所控制了，又能向他們學習，應該是一個兩全齊美的辦法。

果然，摺子上去後不久，朝廷就同意了，說“其法甚善”，同意分別給予在北洋海軍中服務的外國人以官職，並允許北洋艦隊成立了“北洋海軍參謀處”。讓孫綱很是高興。

他也許沒想到，這個不經意的舉措會給中國的軍事制度帶來怎樣深刻的變革。

現在，就因為他這個摺子，大清陸軍也發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當初德國政府迫於英國的壓力拒絕賣給中國戰列艦的訊息傳出去後，在德國內部引發了劇烈的爭論，很多人認為這麼做不僅損害了德國造船工業的利益，也降低了德國的國際地位，當德國政府知道法國可能在暗中幫助中國海軍以謀求在遠東的更多利益時，德國人也立刻開始行動了，李鴻章正在向德國克虜伯公司訂購炮械，準備裝備新式陸軍，德國人立刻表示願意幫助中國訓練陸軍，鑑於朝鮮局勢穩定，李鴻章奏請朝廷批准後，將聶士成等淮軍各部調回天津，準備集中整訓，但翁師傅暗指李鴻章“擁兵自重”那番話還是在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那裡起了不小的“作用”，慈禧太后隨即就做出了重大的人事變動，一是以榮祿補授步軍統領（步軍統領的全稱是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下屬八旗步兵營三萬餘人，主要負責京師的衛戍，警備，治安工作，由綠營組成的巡捕五營萬餘人，分別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區），二是成立“全國督辦軍務處”，以恭親王奕訢為督辦，慶親王奕誆為幫辦，李鴻章，榮祿，翁同龢，李鴻藻，長麟為會辦，這個督辦軍務處權力極大，“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如有不遵號令者，即軍法從事”，可以說將全國的軍事指揮權全部集中到了一起，在孫綱看來，這很可能是光緒皇帝上次調動北洋海軍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