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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一個抽象的高度看到一些共性，所以他們會說“天涯何處無芳草”。芳草是什麼？就是女人，不是張家的大小姐，也不是李家的二閨女，只是女人的代名詞。只要是女人，他們就有可能去愛，去娶，去性。得不到這個女人，還有那個女人可以代替。善於看到女人共性的男人即便是說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也喜歡以一些泛指的詞開頭：“你們女人哪……”、“女人嘛……”

而女人呢？據說就比較容易把注意力侷限在具體的男人身上。愛上了張家的老大，就只能嫁張家的老大，換成李家的老二就覺得日子沒法過。雖然李家更富有，但因為他不是張家的老大，跟他就覺得被玷汙了、被玩弄了、被糟蹋了、被汙辱了、被蹂躪了。如果是張家的老大呢，就“一路上有你，苦一點也願意”。女人跟一個男人在一起的時間越長，就越容易把他具體化，等結了婚，差不多就把那個男人據為己有了，像毛姐一樣，開口就是：“我們家老丁哪……”、“我那個死鬼老丁呢……”

女人要達到哲學家的高度，需要經歷好些個具體的男人，所以如果你聽到一個女人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你可以推斷出她已經遇到過好些個不是好東西的男人了，不然她捨不得用這個“都”字。當然有些書呆子女人，看多了書，從書本中看出這一點，或者一些談虎色變的女人，被嚇破了膽，從他人經歷中看出這一點，不在此列。

楊紅現在突然以一個哲學家的眼光來看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一種精神勝利法，想給自己吃一帖安慰劑。既然普天之下的男人都是這樣的，那麼自己也就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運氣不好、嫁了“淫詩”的女人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再要求大家要經常想到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的原因，也許這也是為什麼雷鋒同志在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的原因。

老早就有人說過，中國人不患貧，只患不均。窮不可怕，可怕的是別人都不窮，只有自己一個人窮。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在受苦，我的苦就不算什麼了，就可以欣慰地說：“人生就是一場苦難”。既然人生就是一場苦難，那還等什麼？還不趕快去苦？不苦就不算經過了人生。

哲學家楊紅很快就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一些例子，看看自己這棟樓的夫妻，雖不是新婚，但也都結婚不久，也沒見誰成天卿卿我我，如膠似漆的，多半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有一些也跟周寧一樣，忙著打牌下棋，還有一些經常吵吵鬧鬧。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見。

楊紅開始還怕別人看見周寧不在家陪她要議論，總把門關著，後來發現對這一點反而沒人過問。楊紅向毛姐抱怨周寧愛打牌下棋時，毛姐還說：“暑假裡，無事幹嘛。你叫他幹什麼呢？”

想到這些，楊紅只好嘆口氣，在心裡說：男人都是“淫詩”。既然是“詩”，就多少有點詩意，不是全然沒有情，但他們的情是有很強的目的性的。既然是“淫”詩，轉來轉去就脫不了那個性字，主題結構，平仄韻律，修辭造句，花言巧語，都是圍繞一個性在轉。

情詩一般的女人遇到淫詩一般的男人，都會有一段時間無法理解，都要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擦亮眼睛。等到她們認識到男人都是淫詩的時候，她們就覺醒了。覺醒之後，有的就反叛了，有的就墮落了，有的就絕望了，有的就認命了。反叛的女人就變得痛恨男人，處處跟男人作對，用自己的姿色作武器，懲罰那些淫詩般的男人；墮落的女人就蛻變成一首淫詩，只認性，只認錢，以性換錢，以錢換性；絕望的女人就看破紅塵，或超脫人世，或封閉自我，既不要淫，也不要詩；認命的女人就變得明察秋毫，大智若愚，隨遇而安，處變不驚，該淫的時候淫，該詩的時候詩。

楊紅知道自己不敢反叛，不甘墮落，不想絕望，所以只有認命。

不過高度概括都是有高度風險的，你一用這個“都”字，就不可避免地會掛一漏萬，以偏概全，就肯定會有人跳起來喊冤，說：“我就不是那樣的！”楊紅剛剛對男人作了一個概括，說他們都是“淫詩”，就馬上感到了自己的偏激，因為她突然發現了一個情詩般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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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就是住在楊紅右隔壁的陳智。因為三十多了還沒女朋友，是個大齡青年，被人喚做陳大齡，原名陳智反而被人忘了。陳大齡是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現在是H大數學系的副教授，因為沒結婚，所以不能住家屬區，只能擠在青年教師宿舍裡。但因為他工齡長，職稱高，所以又享受特殊照顧，可以不必跟人合住，自己一個人住了一個單間。

陳大齡人生得高高大大，象棋下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