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細節(第1/3 頁)

“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若是句意義足，則記‘。’；意未足，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語之詫異歎賞者，則記‘！’；問句則記‘?’；引證典據，於句之前後記‘“”’；另加註解，於句之前後記‘（）’；又於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如‘——’。”

這是19世紀後期，清末同文館的學生張德彝所著的《歐美環遊記》中，介紹西洋的標點符號的一段文字。他也是第一個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人。

晚清時期，西風之東漸越來越甚，西文也為中國知識分子越來越熟悉，其標點符號之方便，也時時刺激著大家的改革熱情。

1897年，有個姓王的東莞人，取中國原有的“圈”和“點”，及西文中的“句讀勾勒”，草擬了10種標點符號。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聯名提出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誕生，成了語言文化發展史上值得記錄的一筆。

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革命先驅們在發展和推廣使用標點符號中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國古代文書中，一般不加標點符號，而是透過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經常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

例如清代詩人趙恬養《增訂解人頤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種解釋方法。古代中文無通用的標點符號，直到19世紀開始使用“。”作為斷句，其他的標點符號還未涉及。

事實上，中國古代也有標點符號，只不過這些符號沒有統一的標準罷了，也與後世通用的標點符號不盡相同。

“李公、賢妹，你們覺得我這個想法，若是應用到文章中，怎樣?”

王松本來是想讓李若虛、郭永幾個一起跟他商討一下，看這個初級國學的入門教材如何編，想不到黃馨恰巧過來，非要加入進來。

自從黃馨在這大名府呆下以後，黃家所有的北地生意，便都由她打理。

黃師舜的這個大名府“辦事處”，由於黃師舜南下，帶走了大量的玻璃和瓷器製品，也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目前並沒有太多的生意往來。黃馨也沒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於是便經常的來王松這“串門子”，探討詩詞，談古論金，妥妥的“迷妹”一枚。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位千嬌百媚、彬彬有禮的福建女子對王松頗有興趣，眾人也樂得其成，也使得黃馨在宣撫司衙門出入頻繁，來去無礙。

自家相公都不反對，他們這些下人又憑什麼去做礙眼的大蘿蔔。

在這份新編的初級國文教材中，王松想要把後世的標點符號應用到文章段落教學中去。他把張德彝的備註稍微改了一下，以便和自己後世語文課程所學的一樣。

中華原來並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中華自戰國使用標點符號，宋元明時期標點符號的使用進入成熟期，但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存在嚴重的多號一用，一號多用現象，還有很多鈔刻本不用或很少用標點符號。

中華標點符號的正式完善與廣泛使用，不過百年的歷史，而且是“土洋結合”的產物。我們老祖宗最早的書面語言基本是沒有標點符號的。

王松後世受過義務教育、並讀了高等教育，因此對流行的漢語拼音是熟諳於心。24個韻母和23個聲母，16個整體認讀音節。一二三四、四個聲調，都是熟的不能再熟。並且使得拉丁字母和漢語拼音完美結合。

“相公，這應用起來倒是十分順手，說起文章來也是抑揚頓挫，頗有味道，這倒是文章上一個非常不錯的填補。只不過，如此一來，恐怕會引起士林的不安啊。”

李若虛讀了一段加了標點符號的《桃花源記》，果然是讀起來毫不費力，直白易懂，頗有融會貫通之感。

“此標點符號若是可以直接在學堂中使用，過上三五年，就不會再有人反對。若是能裝頁成書販賣，必定頗受歡迎，畢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學富五車。”

黃馨輕言輕語地說道，心裡卻對王松的這套文章新規則十分震驚，“迷妹”的眼神也更加炙熱。

江南、兩浙、福建都是人口眾多、富裕繁華之地，這若是率先印刷一批帶有標點符號的書籍，拿到江南銷售，必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