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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喬小麥脆生生地拒絕道，繼續喝奶。“去吧，哥哥給你買糖葫蘆吃，”富大蹲到她跟前，繼續誘拐道。聽到糖葫蘆，喬小麥只覺牙酸，“不去，”繼續喝奶。這副拿喬的喝奶摸樣倒真是個嬌娃娃，最後連鄭么妹也看不過眼了，將她抱起朝富大懷裡一塞，說：“去去去，外頭玩去，”奶瓶確實大了點，喬小麥拿不住，富大一手抱著她，另一隻手還要幫她舉著奶瓶子，竟然還挺享受，富小三在後頭跟上，只覺自己大哥對這個妹妹是真好，比對自己好多了。倒爺牟國安在堂屋賠富老三和唐愛國說話，鄭劍鋒將喬建國叫到自己房間，丟給他幾個賬本，細細說道了這兩年他在外頭做買賣的情況，給喬建國點了根菸，“姐夫，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現在南方那經濟發展迅速，分分鐘鍾都是進賬，你自己想想，到底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幹，”喬建國接過煙放到嘴上，合上賬本，巴巴地問，“乖乖，真有這麼好賺？”自中央批文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他身邊下海乾個體的也不少，卻沒見過像鄭劍鋒這般撈錢的，不過兩年的時間，竟撈了他幹一輩子廚子也不一定能存到的錢。他不是不信他這小舅子，只是腦子有點亂、有點懵。鄭劍鋒收起賬本，不急不躁地說：“姐夫，我能騙你？我就是再混賬，我也不能拿我姐和孩子開玩笑，我知道我們現在是走國家漏洞，可幹這事也不只我們幾個，再說這艘船我們也搭不了多久了，沒準明年形勢就變了呢？到時候你就想賺也沒得賺，”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倒爺”是值得書寫的群體之一。就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戶、倒爺、小作坊、集體工廠以“螞蟻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堤防。 直到後世的2010年，在大多數國人的眼中，“倒爺”這個詞說起來似乎依然不是那麼的褒義。事實上，這些人恰恰是改革開放之初最善於抓住商機的那撥人。而鄭劍峰、唐愛國、孫建軍恰是趕上這趟車的那撥人。1979年後，國家實行原材料價格改革，許多產品的國家統配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價格從每噸1452元提高為3232元，統配水泥由每噸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國家也允許企業超計劃自銷產品，可按市場價格出售。這就形成了“雙重價格”，也就是所謂的價格“雙軌制”(國家統配價和市場價同時並存)。這樣的背景下，市場價格比國家統配價時常會高出一到兩倍。“雙軌制”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發展，也給那些“倒爺”們帶來了商機。鄭劍鋒在越戰中為救牟國安身中三槍，並在緊急時刻撲倒了一個叫牛根生的戰友，不曾想本能的護友之舉換來了一生的貴人相助。越戰之後，他以傷員的身份復員回家，而牛根生和牟國安卻被授予二等功章並提幹。牛根生的老爺子在河南省政府部門任要職，為了報答鄭劍鋒的救命恩人便從動用老爺子的人脈給牟國安搞到一張一次性木材採伐批條，那個時候，北方的木材大概在兩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賣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於是，鄭劍鋒拉起了昔日的戰友唐愛國和孫建軍做起了木材的倒賣生意。雖然批條只能用一次，但在那個雙軌制的年代，利用手中資源倒空賣空，已經心照不宣。精明的唐愛國、鄭劍峰他們便用第一次賺取的利潤疏通關係做了本錢到其他地方繼續倒賣。把東北的大米、豆子賣到江浙、上海、北京，把江浙、蘇杭等地的衣服和絲織製品賣到蘇北、山東、河南----等地，把從沿海論斤稱來電子手錶用軍帽裝了在各地大城市兜售，後來發展到缺什麼倒什麼、什麼緊俏就倒什麼。80年代的中國大陸，把兩個木頭盒子外邊包上一層鋼絲網，都能夠以錄音機的價格賣出去，可以想象這中間的利潤是何等的暴利。基本上去一個發一個。最初鄭劍鋒也有拉喬建國入夥的打算，只是那時的他才剛成為煤礦廠的正式職工，因為個塊頭大、手腳勤快、做事穩當，被安排負責廚房裡的採買工作，相當於‘採購’，這時還是買方市場，額外的油水外撈並不多，但家裡的肉、菜、油卻沒緊張過，不然也不會一下子拿出一萬塊錢給鄭劍鋒湊本錢。再來這個年代有個正職工作還是挺壯麵子的事，投機倒把、倒買倒賣還是件讓人看不起的營生，是低賤的行業。鄭家人包括喬家人都很不解，鄭劍鋒放著好好的正經鐵飯碗不要，卻要去那上不了的檯面，簡直匪夷所思嘛。現在看來，這低賤讓人看不起的行業確是最暴利最快讓人致富的行業。鄭劍鋒看得出他的猶豫，也知他是家裡的頂樑柱，當初沒硬拉他入夥也是心裡沒底，不知前路如何，現在卻是不同了，這兩年他也多少看清了當下的形勢，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他也知現在的喬建國心思有些動搖，只是放心不下家姐和孩子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