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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馬景濤般的咆哮，尤其是在面對種種我認為的社會不公時，常常會對著電視破口大罵比出中指，但無奈的是，我依然是那個在角落裡的小角色，沒有人會在乎我們到底在呼喊什麼，既然改變不了現狀，唯有改變自己。我雖然談不上富有，可也稱不上是窮人，我的日子能夠過得挺滋潤，卻無法掩蓋每天在報紙新聞上看到的一片糟心。自打一個社會的形成開始，矛盾便始終存在，不過人與人的矛盾漸漸演化為官與民的矛盾，我開始沉默不語，開始得過且過，試圖用一種麻木的態度來適應一個麻木的環境，煩惱成了習慣，自然也就無所謂了。

這是我這麼告訴自己的，所以在接到那通電話的時候，我依舊懷揣著對他們這種人群的牴觸情緒，我很愛我的祖國，不過我對那群吃著百姓的供養，卻仗勢欺人的人，實在是沒有好感。於是我有點酸溜溜的說了句，沒事，我不打車，我自己有車，不用你們報銷了，以此來表達我對他們看到民眾態度的不滿。

賺他們的錢，算的上是最痛快的，因為他們有錢，錢是怎麼來的我並不清楚，不過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作為人民的一份子，我想我還是有充足的理由來狠敲一筆，我吃飽喝足了，起碼我們又多了個豐衣足食的百姓。

上午出門，中途在路上的郵亭下了道，一個人獨享了一次郵亭魚的美味，我始終無法抗拒對魚類的偏愛，小時候就聽說愛吃魚的人聰明，長大能當科學家，而我這麼一個愛吃魚的人，卻沒有天理的選擇了當一個獵鬼人。

到了他們辦公室大概是在中午1點多，大廳門口的保安欄了我很久，說他們下午2點才開始上班，死活不讓我上樓去，看在我打不過保安的份上，我只能給先前打來電話的那個主任聯絡，幾分鐘後，他來到大廳，把我帶進了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不算大，卻只有他一個人的辦公桌，從這一點來看，他這個主任大小是個官。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我才知道他姓苟，沒錯，就是苟同和苟且偷生的苟，苟主任看上去接近40歲的樣子，他大概沒有想到一個幹這行的人看上去竟然如此年輕，幾句簡單的寒暄以後，他招呼我坐下，接著他關上他的辦公室門，還拉下了百葉窗，一副想要潛規則我的樣子。接著把他的凳子拉到我跟前坐下，對我說起了他們這次遇到的情況。

他說，他們現在接到一個拆遷的命令，對他們當縣的一大片平房區進行拆遷，因為某個重慶知名本土地產商要在此修建一個大型的生態公園，附帶一部分臨湖的樓盤，投資巨大，原本跟當地的居民談好了拆遷賠款的條件，卻始終有那麼幾戶人家坐地要價，不肯搬遷，後來順藤摸瓜的又說服了幾家人，到最後還剩下一家人始終不肯露面，連回音都沒一個。去他家敲門想要和諧溝通下，人家始終是大門緊閉，不肯見客，於是他們部門就把這家人拉入了黑名單，稱之為“釘子戶”。直到大概半個月前總算拿到了法院的強制拆遷令，才開始動土。

釘子戶的傳聞，我常年有所耳聞。我記得在我念小學的時候，我的老師總是會面帶紅潮，異常激動的對我們說，同學們，我們每個人都是祖國的一顆釘子，祖國哪裡需要我們，我們就擰在哪裡，說完還要帶頭鼓掌，激起一群同學的盲目拍手。如果我這輩子還能有幸見到我的那位老師，我一定會當面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我原本也以為我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顆螺絲釘，我也曾經滿懷抱負和理想，希望祖國把我擰到最需要我的位置，可是到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再精緻的釘子，經過日曬風吹後，也是會生鏽的，生鏽後的我們，不再有人需要，我們就如同一撥廢品，等待著回收再利用，卻沒有人記得，在等待的途中，我們還得為自己的一日三餐忙碌，我們還在為日益增加的房價而嘆息，我們還在為醫療體制的缺失而拖著病情，精神的再富裕也難以抵擋物質生活的最低要求，緊接著，每個人都成了財迷，都成了滿身銅臭的蛀蟲。

於是當苟主任說起這個“釘子戶”的時候，我在沒有緣由的情況下，竟然先對他給予了足夠的同情。

苟主任告訴我，住在那間平房裡的那個釘子戶，實則已經是早年開發另外一片地的時候拆遷出來的人了，本身是個農民，當時要求也沒這麼高，就賠了些錢，分了一間平房，他也就知足了。60多歲，沒有工作，低保戶。這次拆遷的時候也是考慮到他們家的特殊性，特地給了比較優厚的條件。這家戶主姓郭，家裡還有個女兒，早年在外地念書後就嫁去了外地，也在外地工作，女兒還算孝順，儘管好幾年也沒辦法回家，但是總是給家裡寄來生活費。因為嫁出去了所以戶籍也遷走了，但是這次拆遷，他們還是充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