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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誰會可憐楊過孤兒斷臂之苦，又誰憐小龍女非錯而失貞之哀？

小說的情節越是具有張力，人性的善良以及掙扎在善惡間、正邪間、成敗間的可歌可泣越發可以顯現出來。就像用聚光鏡集中陽光的力量，足以造成焚燒。

事實上，悲劇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天天都在發生，戰爭、仇殺、流血、死亡、天災、人禍、飢口、乾旱，這些活生生的事件，其殘酷性遠遠超過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只是憑藉這些強烈的情節去表現出在生前死後，成敗榮辱間的人性。所以，成功的武俠小說，根本不會使人感覺到表面化和誇張，反而讓人覺得非常深刻與真實。“武俠，只是手段；人性，是小說表現的重心，才是永恆不變的。”也武俠小說作家的溫瑞安如是說。

金庸也認為武俠小說的故事不應是過分的離奇和巧合。他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誇張神化，人的性格總應當是真實的。

楊過與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應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淡泊，決難在谷底長時間獨居；楊過如不是至情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當然，倘若谷底並非水潭而系山石，則兩人躍下去後粉身碎骨，終於還是同穴而葬。世事巧合變幻，竅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到底，總是由各人本來的性格而定。

性格就是命運。

世事紛紜，人總在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也可能是出於誤會，但誤會是對是錯呢？即使人能把握自己的選擇，又能否肯定那選擇就是正確的呢？選擇真能歸本於命運嗎？或者說命運還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裡呢？

金庸是一個很強調東方色彩下的傳統理念的中國文人，在他的筆下，傳統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現出能夠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現出難以抵禦的魔力。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它們早已存在於他腳下的大地，它們決定著中國文人的生存方式，決定著文人對待家國的態度。任何人，意識到也好，意識不到也好，誰也無法讓自己完全擺脫它的制約，而只能在一個巨大影子的籠罩下生存和發展。

那是一片浩渺的大海，那是無邊無際的時間與空間，一切都將被匯入其中，一切都將被捲入其中無聲無息地消解。

所以，當年的讀者實在不應對楊過的性格耿耿於懷。

人世，這才是幾乎所有中國文人最為根本的需求，他們以文學、以藝術、以不同的手段，一點點地表現著自己，一點點地發揮著自己，並由此獲得一種內心的充實，或者人生價值的體現。中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純哲學，頂多是半哲學，半宗教的，是教育人應該做什麼的倫理哲學。因此，金庸是不會讓楊過自行其是地反叛到底的，他總會在某一個程度上，把他納入一定的道德軌道。

先是郭靖把他“押”上終南山學藝，後是他幫助郭靖在保衛襄陽一役中建立曠世奇功。

讓我們來聽聽這一段“風陵夜話”：

“這位大俠行俠仗義，好打抱不平，可是從來不肯說自己的姓名。江湖上朋友見他和一頭怪鳥形影不離，便封他一個外號，叫作‘神鵰大俠’。他說‘大俠’兩字決不敢當，旁人只好叫他‘神鵰俠’。其實憑他的所作所為，稱一聲‘大俠’又有什麼當不起呢？他要是當不起，誰還當得起呢？”

“那位神鵰大俠為了救王將軍之命，從江西趕到臨安，四日四夜，目不交睫，沒睡上半個時辰。他和王將軍素不相識，只是憐他盡忠報國，又被奸臣陷害，便這等奮不顧身的甘冒大險，為王將軍伸冤存孤，你說該不該稱他一聲大俠呢？”

好了，楊過不僅走上了正途，而且還成了大俠。生命本質的思考，死亡本質的憂慮，很難完全取代他對現實的介入，對生活的擁抱。只不過金庸把他的人世的強烈願望和某種生活態度，以一種更為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以求獲得更強烈的藝術效果罷了。

當然，陳墨也提醒我們：郭靖這位俠與楊過這位俠是有明顯的，甚至是本質的不同的。

郭靖是儒家大俠，為國為民，犧牲自己。

楊過是道家大俠，至情至性，實現自我。

郭靖最後仍為襄陽之守而殉難，死而後已。

楊過則在華山之巔與眾人告別，歸隱林泉。重要的不是儒和道的差異，而是神和人的區別。

郭靖是一個理想人格的典範，有如天神。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