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至用了“遮莫”這樣的字眼。但運用得恰到好處，絕不阻礙現代讀者對小說的欣賞。雖然不是純白話文，但是口語化的程度，甚至還在白話文之上。

在現代武俠小說家中，金庸無疑地具有宗師的身份，是名副其實的“武林盟主”。他不但是現代武俠小說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後的武俠小說作家恐怕沒有不受他影響的——尤其可貴而難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極其廣博的史地與古典文學的知識，以及對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費力地寫出內容真實而豐潤，意境深遠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俠小說能在消遣之外，別有系人心絃之處，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學價值。

“武俠小說是不是文學呢？”金庸說：“我個人覺得，不論哪一種小說，是不是文學作品，屬哪一類小說，沒有多大的關係。問題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夠感動人，有沒有意義，而不是在於它是不是用武俠的方法來表現。……也有人問武俠小說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看，我覺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俠小說比較根據中國的傳統來著手。它寫的是中國社會，更重要的，它的價值觀念，在傳統上能讓中國人接受。它寫的是中國人的道德倫理，有濃厚的民族色彩，這是吸引中國讀者的一個原因。”

著名學者夏濟安非常愛看武俠小說。在金庸尚未寫武俠前，他就對朋友說：武俠小說這門東西，大有可為，因為從來沒有人好好寫過。並說將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他一定想法子寫一寫。後來，他在臺灣看到《射鵰英雄傳》，就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只好到扶餘國去了。”

批評家林以亮說：“凡有華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事實上，從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從老人到孩童，各個階層各個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國人（華人）的金庸。本世紀以來，有哪一個中國作家能獲得如此廣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寫得這般雅俗共賞呢？

金耀基教授說：“我相信，能把中國過去的小說、文學材料，運用這樣自如者，查先生是沒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則更是熱情洋溢地讚歎：“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說，每看一遍，都擊桌驚歎，歎為觀止。”“金庸的小說，總評語是‘古今中外’‘空前絕後’。”

五十年代以來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說風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陸和臺灣的中國人，卻幾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記》的前面，痛斥“文字獄”的專橫與暴虐。這種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態，蘊含著統治者對於文化和知以的仇視，對於自由人格的恐懼，歸根結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種表現。大陸的十年浩劫，將此種“傳統”發揮到極致。而在臺灣，相同的思維方式也在各項文化政策中隱約可見。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說在臺灣，仍列在“查禁”之列。實際上，從七十年代開始，金庸小說已透過各種非正式渠道流入寶島，贏得了許多人的喜愛。遠景出版社發行人沈登恩先生回憶：

記得1975年初，我剛辦遠景不久，朋友從香港來，送了我一套舊版的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那個時候，我的工作不像現在這樣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時間，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鵰》看完，整個腦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黃藥師、黃蓉、周伯通、歐陽鋒……的影子。

當時心中有個疑問：“怎麼世上有這麼好看的小說，臺灣竟然沒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錄”，才知道金庸的小說全在查禁之列。但幾乎誰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查禁，反正“上頭”是這樣規定的。也許查禁官本人就愛讀金庸小說，但他只能照章辦事，毫無辦法，“上頭”的規定動不得。至於“上頭”是誰，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這麼一個“上頭”，他的指示必須執行，如此而已。

據說，蔣經國在任行政院長時，曾在一次年末記者遊園會中，與海外學人歷數《射鵰英雄傳》中的英豪。嚴家淦（曾作過國民黨的總統），也派侍衛到出版社找《射鵰英雄傳》來看。孫科在生病時，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連國民黨的新聞局局長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閱《射鵰英雄傳》。儘管如此，金庸的書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應當解禁金庸作品。幾經周折，終於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紙公文，說明“金庸的小說尚未發現不妥之處”，同意遠景出版社在臺灣出版金庸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