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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中，也變得面目全非。我開始懷疑，我們是不是上了文學家們的當？或許這一切都只是“夢裡水鄉”？朱自清說：“這時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裡的蛙聲；但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一種黯然神傷的孤獨感，而這種孤獨是不是和那個幻境中的江南有關？

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中斷言：“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會滿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暫時沒有你所想象的東西，它也會應著你的想象長出你所想象的東西。我們都從想象中來。”

閱讀和想象，是所有獨坐書齋的知識分子在文字中飛翔的兩翼。“室內生活”一詞，是吳曉東從德國文藝理論家本雅明“室內”、“內在世界”等概念中演繹出來的，“它既意味著知識者由驚心動魄的行動的方式向思維領域冥想的方式的轉換，也意味著拒斥無孔不入的商業化大潮的裹挾而守候‘一份精神家園中簡單而真純的本質’”。（吳曉東《室內生活》）

吳曉東說，每天往返於家與學校兩點之間，對於今天北京的認識只來源於電視等媒體的報道，北京存在於想象之中。我對生活其間的北大，也有類似的體驗。“有了記憶的維度，北大的生活對我來說就成為一種雙重性的生活，一部分的我自然生活在北大的現實中，而另一部分的我則生活在對北大的懷想中”。（吳曉東《記憶的美學》）

“讀《記憶的神話》，不難感受到那個端坐在群書四合的書齋之中，終日跋涉於文字構築的大千世界的書生形象。從安穩的現實生活到躁動的內心世界，便是從閱讀到寫作的距離，這與網路時代的賽博世界有著某種相似性………作為與真實世界對應的映象世界，它既虛幻迷離，又形色俱全。”（鄭勇《室內生活的心跳》）

吳曉東發表於《中華讀書報》的《“地洞”與“方舟”》，再次表達了他對類“室內生活”狀態的關注。卡夫卡寫《地洞》時肯定把“地洞”擬想為自己的生存環境。吳曉東認為，“地洞”的生活方式“象徵著一種與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對抗的一種內在生活方式，一種內心生活，一種生活在個人寫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

第30節：江南水鄉

23歲的普魯斯特曾經在《歡樂與時日》中表達了生活在諾亞方舟上的願望，因為這樣可以“清楚地觀察世界，儘管方舟是封閉的，大地一片漆黑”。沒有想到的是，他在得了哮喘病之後，竟然真的過上了卡夫卡理想中的地窖般生活。“這種病對周圍環境要求極高，最輕微的植物性的香氣都會使他窒息，他的房間要襯上軟木，隔開外面的聲音；窗子總得關上，防的是窗外慄樹的氣味和煙味；毛衣也得先在火上烤得滾燙以後才能穿，所以他的毛衣一碰就成百衲衣一樣的碎片；想出去到鄉間看看童年時代的山楂樹，也得坐在密閉的馬車中而且是一件冒著風險的事情。”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決定了普魯斯特的創作必然是建立在回憶中的，於是有了著名的《追憶逝水年華》。文筆的細膩源於“室內生活”中對於往事的虛構、想象和追憶。

如果說國人對於江南的想象還是建立在一種共同的文化積澱和審美基礎之上的話，那麼博爾赫斯則在其小說《交叉小徑的花園》中“站在西方立場上把中國他者化”，完成對異邦中國的想象。那個花園在哪裡呢？他說大概是在中國雲南，要不反正總在某個地方吧。

博爾赫斯一生嚮往中國，1981年，他對中國學者黃志良說：“不去訪問中國，我死不瞑目。長城我一定要去。我已經失明，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撫摸那些宏偉的磚石。”遺憾的是，直到1986年他逝世，這一夙願也沒能實現。今年，他的夫人瑪麗亞·兒玉來到了中國，她對記者說：“在北京，我參觀了中國的長城。雖然博爾赫斯未能親自登上長城，但我能感覺到他奇蹟般的悄然出現……他的心已來到了中國。”

但我想，也許還是沒來的好。想象中一個神秘的世界往往會在真實的現實中失去最初的美好。博爾赫斯對於中華民族古老國度的冥想，只存在於對於漢碑、兵馬俑、莊子的“幻想文學”和君王的權杖之類物事的虛構和想象中。博爾赫斯“誤讀”了中國，還好他沒有真的來。

文學使任何一種想象都沾染了作者的感情，而不再是真實的存在，所以，無論對於江南水鄉的印象、童年生活的記趣、遙遠異邦的憧憬，都因敘述者或傾聽者攙雜了自己的生命閱歷和知識背景而顯得虛幻起來。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一直生活在想象中。

現實的沉重常常讓我們不堪重負，想象尤其是對於美好事物的想象讓我們的生活充滿詩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