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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實際組織者。那麼老師為什麼要這麼積極呢？一是他（她）每讓一個學生去參加這種大賽，他就能從中得到三元錢，這就是所謂的利益驅動；還有一個原因是：“如今有的學校對老師的評價體系就是把學生的獲獎數量、獲獎級別當作‘硬性指標’，這無形中也使老師熱衷於讓學生參加各種‘賽事’。”這是北京一所實驗小學的老師對記者說的。

好，現在我們基本上已經清楚了：這就是，“大賽辦”透過學校和老師來作為實施者，讓學生們參加這些所謂的作文大賽。於是學生們就把作文連同錢一塊寄給大賽辦；“大賽辦”收到錢後，就按照比例裝模作樣地評出所謂的“一、二、三等”獎來，而後，又跑到“國家級協會”蓋個章，順道就把這“獲獎證書”給這些參賽者們寄去；於是，收到“獲獎證書”的同學們興高采烈，因為他們又獲了一次獎，又多了一項資本；當然父母也高興，咱孩子又獲獎啦，隨後把獲獎證書高高掛在庭堂中央以便讓鄰居家來串門時一目瞭然；而老師呢，也不錯，先數數這次一共賺了多少錢，同時還完成了學校規定的任務，喜哉喜哉；最後學校呢，看看這次我們學校又有多少學生獲獎啦，這樣校長到教委去彙報工作時也挺有面子的，沒準這樣的獎獲多了以後還能升為重點學校呢……就這樣，一場“騙局”在這樣一種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瀟灑完成。有趣的是，在這場“騙局”中，學校領導、班主任老師、家長、學生以及騙子們都既是參與者又是同謀犯，更讓人吃驚的是在這場“騙局”中竟沒有輸者！欺騙者與被欺騙者都高高興興地共同來為這場“騙局”作最後的慶典。

這就是這門“中國功課”的全部答案！

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贏”！

這就是中國邏輯的非邏輯解構方式！

保羅·克魯格曼一再希望能給他一些時間來解答“關於中國的功課”，老實說，不是我瞧不起他，沒戲！

同樣，假如有朝一日黑格爾真能活過來讓他來對中國的邏輯作解構，老實說，不是因為他沒有這個能力，而是他根本就連“北”都找不到！

孩子對虛偽的控訴

有一個原本對人生充滿希望和幻想的中學生，隨著她在一個虛偽的環境下茁壯成長，終於有一天，當這位孩子長到13歲零兩個月的時候，她突然發現：這世界變了。變得如此虛偽，變得當她用真誠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她無奈地選擇了沉默：

記得一位同齡人曾說過這樣的話：“誰也沒諷刺我什麼，但他們在無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卻分明在提醒我：你無足輕重。”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突然感覺到身邊的人不一樣了，不是他們變了，而是我變了。我開始發覺那些班級職位的魅力是那麼小，班委們大多數都是那樣地虛偽——他們在利用老師。在小學，我是老師的“寵兒”，我是班委，一切課餘活動都有我的份兒；現在想起來，真不知道那時的我是怎樣度過光陰的，只知道那時每天做的事都是為了討好老師。上了中學後，我卻愕然地發現我變了：老師問誰在小學有過職務？誰想當課代表？……我對這一切都不感興趣，或許，這是因為我在小學已經得到了滿足。但是當有一天，在一次大選中，我突然發現自己才有那麼少的票數，發現班裡的同性都不愛接近我，發現班裡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們討好的，都是老師的寵兒。寵兒們做錯了事，大家一定會用一切理由變成好事，寵兒們偶爾沒寫完一次作業，大家一定會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寵兒們有時沒有考好，大家一定會認為是“筆誤”。可相反，如果這事情不是發生在“寵兒”身上呢？換來的是沉默的嘲笑、沉默的諷刺……沒錯，我也知道怎樣便可以討好老師，但我覺得那樣好不要臉，好不要臉。

曾經有一次，我做出了幾個寵兒沒做出的證明題，她們以一種含著驚訝、蔑視的眼神望著我。還有一次，語文的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一，一個寵兒居然用那樣蔑視的眼神問我：“抄誰的？”我感到莫大的恥辱！雖然我早在不經意間學會了忍耐，但是我受不了，受不了！我本可以對他翻臉，本可以狗血噴頭地罵死他，但是我沒有，只因為他是寵兒，沒有人會幫我。就連評分的時候，寵兒們都說我不好，我差，我什麼都差。他們不想與我做朋友可以，但是他們不能貶我！並且是以這些方法來貶我。我很窩囊，對嗎？被寵兒貶的，不只我一個，但是，不是所有被寵兒貶的都像我一樣沉默著。記得一次上音樂課，老師讓每人唱一支歌，輪到一個寵兒的時候，很多人開始小聲聊起天兒，然後聲音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