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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生活。一切。哪怕只是出去走走。現在我看不下去了。實在可悲。你最後一次寫詩是什麼時候？”她合上那本書，碾碎那片紅葉。

7

好吧，我承認我寫過詩。不，我根本談不上好。我不會說我是什麼受挫的悲劇天才。這也不是那種故事。事實上，和許多社交有障礙的成年兒童一樣，擅長處理字詞卻不擅長人際交往，詩興彷彿粉刺，在青春前期的某段時間突然爆發，到我遇見珍妮的時候，詩意已經成了退化器官般的才能，好比花樣洗牌和攤蛋餅，只在別人想看的時候才拉出來遛一遛。我每年為珍妮的生日寫一首詩獻給她，因為我買不起真正的禮物，就像有些人把通心粉粘在咖啡罐上做模型——結局多半也差不多，消失在布魯克林的某個地下室裡。

我母親死後，我在她的床頭櫃裡發現一個信封，裡面是我寫的最初幾首詩，涵蓋了我從八歲到十九歲的黃金年代。紙張皺皺巴巴，染有汙漬，有些是手寫的，有些是打字機打的。我意識到我的作品裡只有這些她真心喜歡，甚至在電話裡大聲念給表妹薩迪聽過。我讀了一遍，它們當然都很普通，寫的是秋天、時光和建築空地，有一首格外讓我皺眉頭，居然是光明節奇蹟。我的詩歌就是這樣，僅有的兩個讀者也都離開了我。

可是——就像曾經想當無政府主義者的傢伙，顛覆思想如今變成了聽你點單後的低聲叫罵，就像銀行櫃員的溫順微笑背後永遠在策劃如何炸開保險庫，就像不會寄出的激烈社論的作者，就像只會用視線施暴的性罪犯——我心底裡還刻著一首秘密小詩，不被任何眼睛看見，不被任何嘴唇吟誦。在這裡，在我用本名書寫的真實故事裡，我將援引我寫詩的權利，而不會沒完沒了描寫他媽的天氣和沙發是什麼模樣。我不會假裝知道包括我在內的任何人都在想什麼，或者猜測我們做事的理由。就像詩人，我將只說我必須說的話，簡明扼要。因為這就是詩歌的本質，用最少的詞句傳達最多的資訊。我們詩人想什麼就說什麼，用的也是唯一能用的方式。舉個例子，如果我說她的心黑如蜘蛛，那麼事實就是這樣。黑，如蜘蛛，她的心。

8

對了，繼續往下說之前，我似乎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克萊爾是怎麼回事。

儘管我在所謂職業生涯中如雪片般出版書籍，但綠色的票子見的可實在不多，所以我一路上也曾委身於各種其他工作，其中包括家庭教師。錢掙得不算多，每小時十塊二十塊，幫助歸化入籍的新美國人提高書寫速度，教習公共學校的“特別”、“天賦異稟”或“非同尋常”的孩子。我有常春藤聯合會的畢業證書（我知道，我知道，別說了），還有僥倖在GRE口語上得到的八百分（別太吃驚，我的數學才三百五十分），我向上城的貴族私立學校申請擔任課外教師，身為皇后區子弟，我只在電影裡見識過這些學校的風采。大多數學校對我的電子郵件置之不理。少數幾個回信的對我的電話又置之不理。只有布萊德利學校打電話叫我參加了一場壓抑的面試，某位行政人員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的學生多麼了不起，大多數都去了她堅持稱之為“常青兒”的大學，還有他們多麼不需要校外輔導，因為教職員“熱愛幫助”孩子。我卻不熱愛，我一邊點頭贊同一邊默默對自己承認。我甚至不喜歡孩子。我只喜歡交房租。

“我們這兒針對個人制定教學計劃。自己設計課程表這樣的想法難道不讓你興奮嗎？”

“興奮，”我說，“非常興奮，極其興奮。”

離開時我基本上斷了這個念頭。幾個月後我接到一個自稱彼得·納什的人打來的電話，這時我已經完全忘了這件事。

“請問是哈利·布洛赫嗎？”

“對，我是。有何貴——”

“好，我女兒的考試成績不如預期。”

“唔。”我花了一分鐘才想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你認識莎莉·舍爾曼嗎？”

“呃……”這個名字不知怎的冒了出來，“布萊德利學校的那位女士？”

“對。你本週有時間嗎？”

“讓我看一眼時間表。”我說。我在廚房裡正準備吃午飯。我看著碗裡的番茄湯。寒冬臘月。我的日程表接下來三十年都有空。“我看看啊，星期四五點鐘怎麼樣？”

“你怎麼收費？”

我一陣眩暈。我每小時從沒掙過二十塊以上。我吞下一大口空氣。“五十？”我嗓音嘶啞，“通常收費五十，但如果……”還好他在我出賣自己之前打斷了我的話頭。

“好，只要這不是非常規收費就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