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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外地和農村。

卸紙這事兒真要一把子好力氣。兩塊木板斜搭在車斗上，兩個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聞紙撬下來，其他人在車下面等著，等上去的人把幾百斤重的紙筒從車上轟的一聲撬下來，底下的人必須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著。紙筒從車上頭滾下來，衝擊力太大，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則很容易被砸傷—那麼重的紙筒要是從人的身上壓過去，那人估計基本就被壓成相片了。紙筒被撬下來後，還要一個一個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讓這些紙筒拐彎兒是最費勁的，幾個來回下來，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紙後，晚上回家吃飯拿筷子手都在發抖，過了很久才恢復。

相比在下面接紙，在車上撬紙更需要力氣。一般我們都是輪流上去撬紙。撬紙要拿著很粗的鐵撬棍，插到兩個新聞紙筒中間，把上面的紙筒撬起來然後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紙，撬棍插進去之後我兩腿都懸空了，也沒把紙筒撬起來。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個叫吳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車一把把我拉開：“滾滾滾。”說著他接過撬棍，用力一扳，紙筒轟地滾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團。由於卸紙這活兒非常累，所以每個月只要有卸紙的活兒，工資裡都額外有二十塊錢補貼。

除了卸紙，卸石棉網的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紙一樣，但是因為運石棉網的卡車太寬太長，開不到車間門口，我們就要從坡下面的廠門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網背到車間去。和紙筒相比，石棉網的分量輕得多，但也有好幾十斤，而且體積很大。運貨的人在車上，把石棉網一包一包往下推，我們就在車下面彎著腰用背接著，然後揹著石棉網去車間。因為石棉網的體積大，我們必須把腰彎得很低，手才能比較省力，否則託不住。

其實，背石棉網遠沒有卸紙那麼累，但它卻讓我對體力勞動有了一個深刻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背石棉網的時候，工人們身體呈現出的姿態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那種身體的姿態讓我想起了《東方紅》裡在舊社會上海灘的碼頭上，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船上卸貨的勞工。我們乾的活兒是一樣的，連身體的姿態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邊上沒有人拿著鞭子抽我們。想到這裡，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頭。

2、淳樸的勞動人民

在印刷廠我體會到了很多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人民淳樸的友愛。

每週印報紙從週二晚上開始，一直到週四早晨，機器是不停的。中間的五六頓飯就都得在車間裡吃。我們印刷車間的工人分成兩組，一組六七個人。到了吃飯的時候，每組一次最多隻能有兩人停下來，另外的人先頂著，等這兩人吃完了，再換其他人吃。每次飯送到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飢腸轆轆了，但每次廠長喊“飯來了，吃飯了”的時候都沒人動，都讓別人先吃。兩個組都有一個光榮的傳統—組長最後吃，讓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先吃。每次大夥兒都不動，都讓別人先吃的時候，我總能感受到那種工友之間最淳樸的互相關心。

我對吃一直不挑剔，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廠裡的飯實在太難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伙食標準，就別談什麼口味好壞了，關鍵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憐。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飯，飯又硬得像餵雞的粳米，難以下嚥。很多工友都是就著幾口菜吃幾口飯，菜沒了飯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著那少得可憐的一點兒菜把最後一口飯吃完。

幹了八小時後，兩個組的同事也是謙讓著輪流去睡兩小時。每次到點休息的時候，我從車間出來，在去往宿舍的那一兩百米路上，都像夢遊一樣。耳朵裡滿是機器的轟鳴，眼睛半睜半閉，累得誰都不願意說一句話。到了宿舍，把外邊墨跡斑斑的工作服一脫，頭一挨著枕頭，一秒鐘就打呼嚕了。

兩個鐘頭實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裡三四點的時候，有人拿腳踢你說“哎哎哎，起來了”，你是不是很想殺人？都是年輕人，誰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報紙的時候，只要有人來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鐘都不耽誤立刻起來，我從來沒有聽一個人說過一次“讓我再睡兩分鐘”之類的話。隨後，我們起床閉著眼睛穿上工作服，半夢半醒地回車間繼續幹活兒。

之所以那樣自覺，是因為每個人都明白，你多睡兩分鐘，別人就要少睡兩分鐘。就這麼簡單。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個電話，是印刷廠那個吳大麻子打來的，我在廠裡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快二十年沒見面了。他說他兒子十月份要結婚了，問我能不能去捧場。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