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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看了秦漢主演的一部電影,叫《汪洋中的一條船》。主人公腿斷之後卻很堅強地熬過來了。這是我從強烈的自卑到積極進取的一個轉折點。再後來,我看了傑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它使我從艱苦的逆境中奔著一點光明走過去。
此後,每當我遇到困難,我便對自己重複那句名言:“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之中。”
我畢業後去了白雲山製藥廠。剛到任時工廠分給我的工作是在宣傳科寫黑板報,這對4年正規的中文培訓來說,是一種褻瀆。每逢節慶日,我還要親自扛著大旗搞慶祝才擺脫了苦境,卻又進入了新的苦境,內心十分悲痛,曾幾次想調動。但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忍下來,並且積極地做好每一項不起眼的工作。不想,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終於成了一名高階職員。
回首往事,假如當時我真的自殺了,或是吃不下一時的苦而離開了白雲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這使我想到,一定要對自己懷有一個希望,特別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劃人語:在剛剛走出校園大門、真正靠近大眾的社群時,你是不是觸到一種堅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這種隔膜的辦法了嗎?你是否在學校裡便意識到學習與社會實踐需要交融、相互助長?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識不足時又會怎樣?推倒隔牆譚軍(1964年生於黑龍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畢業留校任團委宣傳部部長併兼讀國際政治系碩士學位。1989年辭職後輾轉數家企事業單位,3年後領辦奧地利亞奧文化發展公司並任授權董事長兼總經理。1995年後出任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文化開發集團總公司副總裁):人們常說,影視作品是一種遺憾的藝術,製作完之後再也無法改變,其實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學時代,我時常感到遺憾:一是荒廢了許多時間,無可挽回;二是與社會的聯絡不夠充分,那時太容易滿足於校園生活了。
不過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團委工作,相比之下,與社會接觸更多一些,這使我闖出校門、投入商海的時候,能夠較為輕鬆地找到校園文化和社會現狀之間的平衡點。
我很幸運有這麼一段漫長的經歷——帶著讀書人的頭腦,頻頻瞥到紛雜的校外世界。這使我堅信一個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圍繞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過去人們常說“如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做詩如此,讀書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學期間作好融入社會的準備,那麼機遇就會偏愛我們,現實也更容易接納我們。
教育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性教育,一類是生活教育,而我們中國的教育過於強調前者。當然,技能知識是建功立業和國家中興的根本,但學生僅僅掌握技術是不夠的。成功的人往往是兩種教育共塑而成的,當他走進社會,他的修養、行為規範、做人原則便會先於技術才能,首先受到檢驗。
而技能知識,少年時選擇的又不一定是我們終生固守的。著名的人物傳記作家葉永烈,過去曾編撰了一套《十萬個為什麼》叢書,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但他卻是北大化學系的學生。我在北大讀的是中文和政治學,這種按自己少年時代的志趣原則進行的專業選擇,儘管給了我文采、表達能力、意志力,但機遇卻作為更加強大的選擇動因,把我推向了商務活動。
人有著各種不同方向的潛質,不要過早地侷限自己,不必守死一門技術性知識。當時代的要求把你推向更合適的位置時,你的興趣會發生合理的轉變。”“不過又要格外注意,從學的區域不宜過於寬泛。現代化的社會職業分工將日趨細緻,很難再像過去,比如王國維,在他51歲投昆明湖自盡之前,在許多領域都是大家;華羅庚既是一流的數學家也是文學家,但未來的成功恐怕更多地需要你專心於相關的領域。
另外還要注意:你的工作技巧永遠不可能全部從校園裡學到。不論是哪種教育,它都無法替代人們將來在工作中獲得的經驗,即便我們從校園裡走出,發現了不足,再次返回校園做更有目標性的學習,而一旦回到工作中,我們依然會遇到問題”“,但我們不可能總是回到學校進修。人們有一種錯覺,好像只有在學校裡才叫學習,其實不然。北大盡管給了我很好的學識,但我現在的工作知識,大多是在北大以外學到的。
實際上,無論是從校內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