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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夠份量，壓根連說話的份都沒有。

如此一來，夏元吉一面在與沐晟磋商，另一面，諒山那兒已經開工了，許多的勞工開始湧入廣西境內修橋鋪路，熱鬧無比，甚至連徵地的問題都已經自行解決，一方面是廣西地方上大多傾向於陳學，對於鐵路這等新鮮事務，他們倒是贊成的，畢竟諒山已成為他們的聖地，諒山有的東西，大抵不會壞，這個時代的人和後世滿清的讀書人卻有不同，這個時代的人更為自信一些，就好比中世紀的西洋教，因為被大食人時不時按在地上一通猛揍，便不免走向極端，見了所謂異教徒便一把火燒了，半分客氣都不曾有。而反觀當時的大食人。卻是居於世界中心，對新鮮的事務很能包容。吸收了天竺、西洋甚至是東方的許多文化，取長補短。雖對異教頗有歧視，卻還不至於見人就放火便燒的地步。可是到了後世，由於西洋的強勢，因而具有了包容性，大食卻掉了個個，反而變得極端。

大明和後世的滿清也大抵如此，許多新鮮的東西傳來，大明的讀書人自然有他的自信，因而並不排斥新鮮的事務。雖然也有爭議和討論，可是並不是一味的排斥，乃至於許多名士索性研究西學。

現在，情況也大抵是如此，至少在廣西，許多士紳並不排斥這些，更何況他們暗地裡有許多的買賣，若是修了鐵路，輸送通達。對他們亦有不少好處，畢竟眼下在廣西最值錢的並非是土地，而是礦山和山林。

即便是一些守財奴，想要抗拒的。可是那浩浩蕩蕩的勞工跑到你家地裡著手的時候，你能奈何？告官？這為官之人最怕的便是做出頭之鳥，讓他們欺些小民便罷。手裡頭就這麼幾十個三班的差役，敢和那數千數萬的勞力為敵？更不必說。這些勞力背後還有郝家，打你兩個耳光。怕你也不敢放出一個屁來。

沐晟對於郝家的這等行為自是大大不滿，只是他既是一切以家族利益為考量，這才和郝家為敵，而如今，同樣也是如此，他的一切言行舉止都不可能魯莽衝動，於是乎又不得不將這皮球踢到朝廷去。

而朝廷對此幾乎沒有音訊，理由也很簡單，鐵路是什麼，朝中諸公怕也不甚明白，料來大抵也就是官道一樣的東西，這東西能有什麼用，有什麼危害，似乎也想不出來，於是乎便委派了一名巡按親往廣西來檢視，如此一來，一來二去，若是打個來回，怕是沒有幾個月，也至於半年的功夫，到了那時，黃花菜都涼了。

這其實也就是效率的問題，帝國過於龐大，導致朝廷的政令往往要慢上幾拍，而就在這幾拍的功夫，卻不知會耽誤多少的事，本來這種情況，朝廷委派節度使，讓其全權代表朝廷治理一方，乃是最好的選擇，可問題卻又出現，因為節度使上馬管兵、下馬管民，手握全權，就極可能造就一個又一個的土皇帝，因而這強幹弱枝就成了朝廷的選擇，在地方上，為了防止封疆大吏權柄過大，於是便將這權利逐敲碎分散，什麼學政、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轉運司等等，結果就是表面上地方再無做土皇帝的可能，可是同時，因為這種制約，卻等於是誰說了都不算，事無鉅細都得由朝廷處置，偏生朝廷距離這裡山長水遠，政令不通達，平時倒也罷了，一旦遇到像郝家這樣的事，反饋和回應的速度根本不足以解決任何問題。

事情也只能這麼將就。

桂林府這兒有些雜亂無章，而楊士奇則帶著人開始進行規劃和佈置了，楊士奇終究是個有地方經驗，卻又有豐富從政經驗的學士，許多事在別人眼裡或許是很麻煩，可是一到了他的手上，便可立即一二三四五的拿出數個解決的方案，最後磋商討論一番，拿出一個最不壞的結果佈置下去。

比如這桂林府新城的規劃就很有意思，從前的桂林府格局太小，已經不足以承載如此多的外來人口和往來的商旅了，既然如此，那麼必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只是要拓展，第一個辦法就是拆除城牆，只是一旦城牆拆除，卻又會遇到一個麻煩，那便是將來一旦遇到戰事，城中就沒有任何屏障了，既然如此，那麼這舊城索性就可以當作一個軍事基地，而在灕江對岸開發新城，新城的街道事先都要經過規劃，所有的土地如何徵收，又如何兜售，哪些地方該設巡捕局，又當建立新的衙署，哪一片區域是工坊有地，這些已經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雜亂無章了。

事實上，關於城市規劃，也算是漢人的老傳統，畢竟這裡的城市規模往往龐大，早在隋唐時就出現過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若是沒有規矩，天知道會成什麼樣子，永樂天子在的時候，就曾想重建北京城，那兒的規劃更加嚴謹，楊士奇就曾負責過北京城的規劃，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