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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負擔不應用稅收量來度量，而是稅收從來源收取又回到來源所要覆蓋的距離。當此迴圈進行迅速而建制良好時，賦稅多少都是沒有關係的：人民會總是富有而國家財政總是處於成熟狀態。相反的情況下，不管人民拿出多少都沒有什麼回饋，其源泉終歸要在不斷的榨取下乾涸；此時國家永遠不富而人民總是貧困。

既然稅收負擔正比於人民和政府間的距離，在民主制下人民的稅收負擔最輕，貴族制下重一些，在君主制下最重。君主制因此只適用於富足的國家，貴族制適合於中等富庶和大小的國家，而民主制於貧窮的小國。

在這一方面我們越是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會在自由國家和君主國家之間發現更多的不同：前者一切都用於公共事業；而後者公共資源和私人資源成反比，一個增加另一個就得減少。最後，君主專制政府不會為了臣民的幸福而統治，相反，它是要迫使其人民貧苦以便統治。

在每個地區，我們可以根據自然條件來決定最適宜於其氣候的政府形式，甚至於它應有的居民特點。

貧瘠的地區土地出產需要比出產所值更多的勞動，它應該或者不被開墾居住或者由未開化的野蠻人佔有。勞動所獲不多於民生需要的地區應由野蠻人居住；這種地方不可能有政治社會。勞動出產比生活必需有相當超出過剩的地區，適宜於自由的人民；那些擁有富饒肥沃的土地，因其不需太多勞動就所得豐碩，應該由君主制統治，使臣民的過剩為統治者的奢侈所消耗，因為由個人來消費不如由政府吸收。我知道這有例外，但它們恰恰證明了這一法則，遲早他們會引起動盪而使一切回覆自然的安排。

我們一定要區分一般法則和特殊原因造成的影響。即便整個南方都是共和國的天下而整個北方都是君主專制政府，僅僅考慮氣候的因素，還會有這樣的事實：君主專制制度適宜於熱帶，野蠻人適宜於寒帶，而良好的政治屬於溫帶。我知道這一原則雖會為人接受但它的應用會為人詬病：有人會說寒帶有肥沃的土地而熱帶也有貧瘠的國家。但這只是那些未通盤考察的人才會有的困難。如我所說，一定要考察諸如勞動、力量、消費各個因素。

假定同樣大小的兩塊疆土，一個出產有五個單位，而另一個十個單位。前者消耗四個單位而後者九個單位，前者的過剩就是五分之一，而後者是十分之一。兩者的過剩既然是反比於出產，只出產五個單位的疆土的過剩就多出於出產十單位的疆土一倍。

但這裡並沒有雙倍產量的問題，我不認為一般而言任何人會把寒帶國家的出產等同於熱帶國家的產量。無論如何，我們不妨假定這種相等，比方說，英國等於西西里，波蘭等於埃及。再南邊一點，我們有非洲和印度；再北邊一點，我們一無所有。農業生產方式會對生產的產量造成什麼影響？在西西里，只要刮刮地皮就行了，而英國就得花氣力耕作！當需要更多的人力以出產等量的產品，它的過剩必然要小。

我們還要考慮在熱帶國家給定人口消耗相對很少的事實。因為氣候，人必須少吃以保持健康。歐洲人如果在熱帶國家要象在家一樣的飲食，就會死於痢疾和不消化。查丁（Ｃｈａｒｄｉｎ）寫到，“相比於亞洲人，我們是食肉獸和狼。有人認為波斯人的節省是因為其墾殖不良，但我相信他們土地之出產不豐是因為其人口所需不多。如果他們的節約是由於稀有，只有窮人才會吃得少，但一般而言，每個人都少吃；從一省到另一省，人們的食量依土地肥沃而變化，結果，整個王國人們都非常節約。他們安於自己的生活方式，說只要看一看他們的膚色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基督徒的方式好多少。波斯人確實擁有平滑的面板；他們面板誘人精緻而富於光澤，他們的領地屬民依歐洲人方式生活的亞美尼亞人，卻有著粗糙斑斑的面板和肥粗的身軀。”

人民離赤道越近就吃得越少。他們幾乎不吃肉；而好食大米、玉米、ｃｏｕｓｃｏｕｓ、小米和ｍａｎｉｏｃ。在印度成百萬的人每天所耗不到一索。就是在歐洲的人胃口也是南北迥異。德國人的一頓晚飯可以讓西班牙人吃上一星期。在人民狼吞虎嚥的國家，奢侈是由他們消耗的東西來表現。在英國是一桌肉食，在義大利是糖和花朵的款待。

衣著上的奢侈也有著同樣的傾向。在季節變化突然的地區人民有簡單耐用的長袍；在衣服只是裝飾的地區，他們更介意外表而不是實用，衣裳本身就是奢侈。在拿波里的泊西里泊地方每天都有人穿著鑲金的西裝而赤足。建築也是如此：當人們不用擔心氣候時，輝煌就是他們唯一的講究。在巴黎和倫敦，人們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