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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定國和楊惲的工作，就是一個爆得不亦樂呼，一個卻忙得不亦樂呼。一個爆出了大名，一個也忙出了大名。在漢朝官場，都流傳這麼一句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於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看到了吧，多刺手的案件，只要於定國給你判了，保你心服口服，不敢說冤。

讓這麼一個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楊惲，看你還敢說冤不冤。然而不久，楊惲卻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在漢朝，司法談不上獨立，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司法部長（廷尉）於定國跟楊惲的仇人戴長樂是有一腿的。案件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於定國給皇帝劉病已上了一奏書，彙報了基本情況。

於定國是這樣說的：太僕戴長樂告楊惲那兩條罪，基本成立，證人已經找到，沒想到楊惲不但不服罪，還要揚言殺掉證人。接著，於定國還在結尾總結了兩句：楊惲是因為得到皇上的恩寵，才有今天的榮耀，他竟然不懂愛惜，狂妄無知，妖言惑眾，大逆不道，請求皇上批准逮捕！

劉病已看著於定國這篇報告，久久不能說話。

劉病已的確很難做人，兩個部級高官掐架，兩個人都很牛氣，一個是多年知已，一個是秉公辦事的爆料大王，做為皇帝，站在哪邊，都不合宜。真這樣的話，那就只好論罪殺了？動不動就起殺氣，這不是政治藝術的最高形式。

政治藝術的最高形式是什麼？不是你死我活，行屍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氣共處。這個道理，劉病已還是懂的。最後，他決定下一道詔書，免去楊惲和戴長樂公職，降為庶人。

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誰都不好過，誰都還有日子過。這才是劉病已風格的政治藝術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這個程式，我們總算看出個端倪：告戴長樂狀的，多數是楊惲；楊惲口無遮攔，不積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屬實的。

按以上認知，楊惲不應該喊冤，何不向老爹楊敞學習，暫時行烏龜縮頭法，低調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實卻告訴我們，楊惲如果能學楊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楊惲了。

真正的楊惲是什麼？是司馬遷的克隆版本，牢騷滿腹，就必然發之。當然，心裡有怨氣，發發牢騷，舒緩心情，何嘗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楊惲到死都沒明白一個道理：牢騷可以發，但不是任何牢騷都能隨意發的。

楊惲被免公職，也沒了爵位，但他不差錢，生活高枕無憂。不像當年的司馬遷，連個六十萬錢都湊不出，落得一世內心都不得平靜。楊惲之所以不差錢，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脈還在。所謂東邊不亮西邊亮，他另起爐灶做起生意產業，發了不少財。

對楊惲來說，錢算個啥玩藝，錢和命是一樣長的，沒啥意思。於是乎，楊惲到處賺錢，更要到處花錢，花錢只圖一個事，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楊惲是挺有錢，但漢朝最有錢的不是他，而是張安世。當年，張安世官高蓋世，富可敵國，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調，捨不得亂花一個子兒。他那樣做是為了啥，是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這個楊惲，心裡有點不平，口袋裡有幾串錢，就要到處亂走亂花還亂說話，危險著呢。

有個人一看楊惲如此不諳世故，心裡著急，給他來一封信。信的內容大約意思就是說，叫楊惲做人要低調，低調，現低調，最好裝個可憐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憐憫之意，說不定哪天還會東山再起的。

給楊惲寫信的人，名喚孫會宗，時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確也是一翻好意，哪知楊惲看了，先是昂天長笑，接著只見他傲氣一起，大筆一揮，給對方回了一封長長的信。楊惲寫的這封信很出名，史曰《報孫會宗書》。

楊惲這封書，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馬遷那封著名的《報任安書》寫的。當年，任安給司馬遷好意來信，勸司馬遷能推賢進士。那時，司馬遷還顧不得自己，哪顧得了賢士，於是壓著信一直沒回。後來，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獄，司馬遷悲從中起，揮毫而就，寫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報任安書》。

在《報任安書》裡，司馬遷大師頂天立地，充滿了無限的戰鬥精神，他從替李陵辯護而被受宮刑說起，猛批劉徹寡恩無情，洩盡心中凡有不平之氣。凡是經典文章，必有經典詞句。在生與死麵前，司馬遷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千年以後，毛澤東此用以上一言，高度讚揚了張思德同志，那話經毛主席一傳，天下皆知，紅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說一句，如果不是楊惲，司馬遷大師的《史記》不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