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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這在當時是否也是一種策略的保護方式呢？

老戰友的到來，使他不再孤獨。父親寫道：“義旗少年同心舉，敵後蘇皖共磋事。”他們是同年生人，當年兩個19歲的青年，在蘇北揭竿而起；10年後，兩個老戰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攜起手來開闢和建立新的根據地。回顧匆匆而過的人生，父親在悼念劉瑞龍的詩中寫道：“五十九載如流失……哀君先我駕鶴去。”

父親回憶：“1940年，五六月間，我請胡服（劉少奇）同志到皖東北來，在他主持下，召開黨政軍幹部會議，解決了黨內不團結、本位主義、不明確發展敵後根據地與游擊戰爭等問題。會後撤消了蘇皖總隊，留下韋國清（注：後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南進支隊。從此，工作方針、政策明確了，從前限於軍事工作，不注意群眾工作，這時也糾正了。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我說少奇同志在華中抗戰是執行毛主席路線的，他們就把我劃在劉鄧的線上了。”

談到這裡，父親說：“我從來沒有過樹立自己山頭的想法，也從不搞什麼派別，爭什麼地位，那是可恥的。只要對黨的事業有利，我幹什麼都行。”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的。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戰爭的舞臺造就了多少英雄。共產黨內也不例外，向黨要兵權的，搞獨立拉山頭的，佔據一方擁兵自重的，也不乏其人。父親說：“在黨的歷史上，這種人，早晚是要翻車的！把黨的事業看成是他的一己天下，把多少同志犧牲換來的勝利當成自己向黨爭功的資本，我歷來最鄙視的就是這些人，也從不靠他們的山頭。你就看吧，這種人，十個有十個是要倒黴的！”

要深刻理解毛澤東的建軍思想，理解毛澤東一再提到的，“是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就必須瞭解歷史，瞭解三灣改編，瞭解古田會議；當然，也包括瞭解皖東北。

形勢的發展令人目不暇接。大柏圩子一仗消滅了馬馨亭，這就把盛子瑾逼到了牆角，這個自比周瑜的粉面金剛，終於進入了他自己設計好的怪圈，盛子瑾此時已走投無路。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以“勾結奸匪抗擊國軍”罪下令通緝他這個叛徒。回去的路堵死了，那麼就投靠共產黨吧。父親挽留他，統戰部長劉玉柱勸說他，珍惜以往的友誼，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共產黨開出的條件是，繼續擁戴他擔任皖東北行署的最高專員。

劉玉柱回憶，蘇皖區黨委做出決定：“爭取盛留，準備盛走。盛留，則與他合作抗戰到底；盛走，我們則接管政權，建立我黨我軍公開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同時，區黨委要求各級黨的組織，凡屬我黨幹部掌握的武裝，一人一槍都不許丟失。（注《劉玉柱紀念文集》187頁）

父親說：“我知道他是一定會走的。我們的力量生長使他害怕；而且他也不願意脫離復興社戴笠那裡的關係。”“盛雖然是抗日的，但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說，盛是左派。他個人野心很大，是想利用共產黨，把我們融化成他的幹部。他說，共產黨三不要，不要金錢，不要美女，不要地位，何苦呢？跟上我，不會吃虧的。這使我警覺，他是個危險的人。”

果然，盛子瑾向戴笠求救了。戴笠說就投靠到蘇北李明揚（注：抗戰時期為國民黨魯蘇皖邊區遊擊總指揮，地方實力派人物）那裡吧。盛一面假意逢迎，一面卻將前去勸慰的我黨三名領導幹部扣留為人質，裹挾著逃離皖東北。形勢急轉直下。他真笨！人急了容易犯糊塗，關鍵時刻，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我軍立即封鎖了出境的通道，國共終於走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但眾目睽睽之下，又在皖東北境內，怎麼說動粗就動粗呢？畢竟還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況且人質還在人家手裡。關雲長不還上演過一段華容道嗎？父親上前去，手一揮，部隊退避兩廂，閃開一條通道。隨後，江北指揮部張雲逸部得到訊息，途中將盛截獲。劉少奇親自設宴，席間極盡挽留之詞。盛子瑾哪裡還吃得下，怒不可遏，說你共產黨、張愛萍“言而無信”，到了這一步，還談什麼合作？勝利者總是寬容的，劉少奇微笑著說，槍就不要帶了吧。盛和夫人帶著細軟隨從，一行30個挑擔傷心地向東走去。

盛子瑾逃離後，國民黨在皖東北的勢力頃刻間便土崩瓦解。父親立即公示社會，宣佈我黨從即日起正式接管皖東北政權，建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黨派和民間團體聯合的抗日民主政府。

真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啊！

盛子瑾事件，被國民黨列為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五大罪狀之一，即使在我黨內部也頗有微詞。我找到父親在華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