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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中國戰場，在八路軍、新四軍沒有到達的地方，在廣闊的敵後戰場，大批的紅軍指揮員和黨的幹部，單槍匹馬地深入到一個獨立的方向或地區，搞統戰、拉隊伍、建政權、打游擊。他們身邊沒有隊伍，甚至沒有同伴。他們孤身隻影，就像一個個遊僧，在戰火中佈道，為了他們的信念，吃盡了千辛萬苦。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這樣的遊僧，但我知道我的父親——

在抗戰最初的兩年裡，他，就是這樣一個在戰火中佈道的遊僧。

上海，他太熟悉了。大革命失敗後他曾在這裡，轉眼就八年了。這裡有他上過學的中華藝術大學，也就是後來的上海藝術大學，他為此和創辦這所大學的中國文學泰斗夏衍成了校友。父親說他當時叫沈端先，是教務長；還有他和同志們秘密集會的虹口公園，他還記得路邊那家常給他賒賬的小飯鋪，1949年解放大上海後，他專程去找過，他說，我還欠他們的飯錢；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貨公司——先施公司，他在它的頂層撒過傳單；還有蘇州河上的泥城橋，他是在那裡被捕後關入同孚路巡捕房的，和他一起坐監的有後來成為朝鮮人民軍副總司令的武亭將軍，他個子魁梧，他戲謔叫他“狗熊”；南京東路的會審公堂他也記得，和他一起受審的還有紅極一時的影星王瑩；提籃橋監獄，在那他被關了20多天；還有竇樂安路（多倫多路）的亭子間，他在詩中記載：“殘更陋巷傳叫賣，涎水畫餅充飢腸”；再就是龍華警備司令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農民運動的領袖彭湃，就是在這裡走向刑場的。父親說，他年輕時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彭湃。

90高齡的父親在回憶他青年時代的流離生涯時，舊上海的一切，他都歷歷在目。

父親到達上海後不久，日軍在虹橋機場挑釁，引發爭端，駐紮的日海軍陸戰隊遂以此為藉口，向中國守軍發起攻擊，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宣告》，由此拉開了上海“八一三”抗戰的序幕。我媽媽說，當時她也在上海組織青年抗日救護隊。只是他們還無緣相識，偌大個上海，命運的紅絲線還來不及把他們拴在一起。

據前國務院副總理張勁夫回憶，當時從延安派來上海一批老紅軍幹部，都擔任過師長以上職務，省委負責軍事工作的是張愛萍同志，我們在卡德路旅館二樓見到他，直接歸他領導。張勁夫寫道：“我高興極了，見到的不僅是紅軍，而且是老紅軍幹部，可以跟他們學幹軍事工作了。”（注：張勁夫《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安徽的經歷》3頁）

經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拉隊伍、搞武裝，對父親來說並不陌生。他回憶道：“第一步是培訓骨幹。先組建骨幹培訓班，然後擴編成抗日遊擊軍。我盯住了難民群，這些人，對日寇懷有仇恨且又無後顧之憂，尤其是平津的流亡學生，吸納其中的激進分子，經短期整訓後，就可以作為骨幹使用了。”

“我一直關注著戰局的發展，國民黨潰敗之勢已成定局。我透過地下黨，開始聯絡他們中的愛國分子，國民黨一旦潰散，就連人帶槍編入自己的隊伍，堅持淪陷區的遊擊作戰。時不我待。”

淞滬之戰是抗戰初期中日兩軍主力的首次會戰。60年過去了，史學界談起這場會戰的意義以及由此引發對國共兩黨在抗戰中作用的討論，至今仍喋喋不休。但父親對我回憶起這段歷史時，是從一個職業軍人的角度來分析的。這場會戰不管在當時對我父親，還是今天對我們這些後人，的確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父親說，你把地圖翻來看看。

上海地區實際上是夾在杭州灣與長江口之間的一個半島，水網密佈，地勢平坦，地域狹窄，屬戰略防禦的淺近縱深。在這樣一個既無戰場築壘準備，又無迴旋機動餘地的地幅內，面對強敵，國民黨囤積精銳主力70萬大軍，擺開了決戰架勢，這在戰爭初期，在戰略指導上，是極其輕率的，也是危險的。從戰役佈勢和兵力運用上看，是典型的內戰套路。國民黨軍隊是在追剿農民起義軍和吞併地方軍閥勢力中崛起的，雖人數眾多，但作戰指導思想遠不能適應二戰機械化兵團大縱深突擊的特點。既未形成縱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強大的反突擊預備隊。一線部署綿亙狹長，緊貼水域，在日艦炮不斷轟擊下徒增傷亡；二線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線，也不能相互構成犄角。這就給對方分割、圍堵、聚殲提供了便利。其實，日陸軍戰術呆板，平推硬攻，但即使這樣，開打十天後，防禦體系即被日軍割裂。由於沒有組織起強大的戰役反突擊，增援部隊逐次添油，不疼不癢，導致各守軍被敵緊緊咬住，無法脫身，待援無望，最終只能在一城一地孤立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