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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接著說：“我留下了一頂紅軍帽子。周恩來心特別細，一個個地檢查我們，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紅軍的五星帽徽和一枚10年內戰紀念章。”父親還佩戴著這枚徽章偷偷在照相館照了張相，照片和徽章現在仍儲存著。徽章的背後刻著“1927～1937紅軍十週年紀念章”。

我找到父親當年寫的一首長詩，其中幾句是：“十年飲恨血成河，卦旗易我五星蠹，大義聯合御外辱，紅星帽徽永珍儲。”

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就像現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國駐華簽證處一樣，當年的青年人紛紛要求去延安，應接不暇。但急需擴充的是新四軍，可去皖南，青年們哪裡能幹？說服他們是困難的。延安已經成了中國的麥加，延安的寶塔山，猶同自由女神，張開她的雙臂，歡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們。父親回憶：“有一次，我對周恩來說，這些青年人死打爛纏，沒法說服他們，煩死了！周恩來怎麼說，他交代了我一句，今後凡是說服不了的，都交到我這裡來，由我來做工作。”父親接著說：“這就是周恩來。”

說到我父親和周恩來的關係，“文革”中，父親被批判、被審查、被關押，都有周恩來的簽字，他在絕望中，曾幾次給周恩來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為什麼，和黨內很多老同志一樣，父親心裡一直認為，在中央高層，只有周恩來才是瞭解他的，他沒有能為自己說話，那是他確實有了難處。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認命了。在“文革”被打入死牢最絕望的時刻，他想到周恩來，黨內還有一個清廉正直的人在，就會在心中殘留下一絲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種幻覺。宋平同志在談到周恩來時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周恩來還在那裡苦撐著這個危局。記得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有同志說檔案中有多少錯案有周恩來的簽名。張愛萍說：對周恩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評價，不能只看那些檔案中的簽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護了很多的幹部，這些幹部在革’中雖然受到摧殘，但還是保護下來了，這是周恩來同志一個很大的功績，也是他的領導藝術。張愛萍同志的這番話我覺得比較中肯。我希望研究歷史的人，要特別重視歷史的真實情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要被一些歷史的表面現象所誤導。”

我曾看到這樣一首寫周恩來的詩，我讀給父親聽：

不要誤解周恩來忙忙碌碌，事務主義，他其實至高至聖，是偉大的思想家；

不要誤解周恩來拘謹韜晦，他其實至情至性，常常灑脫不羈；

不要誤解周恩來陰柔委屈，他其實陽剛十足，火辣辣地激盪奔放；

不要誤解周恩來吞聲忍讓，那其實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父親說：“給我抄下來！”

今天，由共和國總理掛帥統領這支大軍，原子彈，就再也不是實驗室裡的一個科研專案了，它，成為國家力量的再現。

就像他們要研製的那顆原子彈，他們要做的，是能量的彙集，如同他們所領導的那批科學家一樣。只不過，他們面對的不是鈾235，不是原子核，而是共和國的國家機器。他們要使整個國家像原子核一樣，在高速撞擊下發生裂變，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他們要將國家分散在各個領域的能量捕捉、篩選、調集、匯總，然後，再集中釋放出來。科技的、經濟的；中央的、地方的；民用的、軍用的；直接的、間接的；現實的、潛在的；物質的、精神的；等等、等等……

父親回憶說：“專委會議之後，我是馬不停蹄。在青海傳達完後，就到了東北局，接著又到了華東局、西南局。傳達中央指示、下達任務、組織協作。東北局書記宋任窮、華東局書記柯慶施、西南局書記李井泉都是親自主持會議。聽到我們自己的原子彈到了攻關會戰階段，聽到黨中央下了這樣大的決心，都非常振奮，他們表示，能為中國的原子彈出力，是無上的光榮，只要中央需要，一切都可以讓路。我們把相關單位和部門召集起來，下達任務，研究措施，提出期限，物資和人員逐條地落實。每個大區都指定專人負責聯絡、協調。可以說，所到之處無不給予支援。我幾乎跑遍了研究、生產、協作的單位。一個一個地定點、定任務、定措施、定時限、定責任人……”

在中國，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他們既然能夠彙集全民族的力量，獲得國家的解放和獨立，他們當然也能按同樣的方式攀登科學技術的頂峰。

那一代共產黨人就有這個本事！

超級大國間的禁核協議在緊鑼密鼓地醞釀進行。

要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