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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詩，來到大西北的。後來的實踐，驗證了我的這一感受。”

許多大科學家是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動的，他們回憶時還能清晰的記得我父親當時的原話：“一個人來到世上，無非兩條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們就留下，我那裡無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灘上能做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天蒼蒼，野茫茫，到處青山埋忠骨。願意跟我走的，現在就簽名！”

“到處青山埋忠骨！”多麼熟悉的語句。1964年，我參軍。我對爸爸說，既為軍人，就要誓死報效國家。我向他提了三個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隊去，不當和平兵；二到先頭連隊，不在後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見紅。這當然也算是走後門了，屬不正之風之列。父親對秘書環克軍說：“給軍務部打招呼，就說，我支援這樣的想法。今後凡有這樣要求的戰士，都可以同意。”當我來到擔任抗美援越作戰任務的部隊時，接到父親在大西北寫來的信，幾個毛筆寫成的大字：

“到處青山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

一個從崗位上退下來的老知識分子，當我採訪他時，他說：“是你父親的一場報告，影響了我的一生。我這一呆就是30年。”

就在這以後，沒兩年，三線建設開始，山、散、洞，備戰備荒；緊接著又趕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亂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連回來的奢望都沒有了。這批人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硬挺到80年代初。父親出任副總理，分管國防口，開始著手整頓、調整“文革”以來處於混亂中的國防工業體制和佈局，清還歷史的欠賬。徵得鄧小平認可和胡耀邦的支援，經與趙紫陽多次協商，討價還價，才從當時極其有限的財政中，撥出一筆款項，逐步將長期奮戰在艱苦地區的這批人陸續安排，返回他們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葉落歸根。他們現在的住所大多是80年代初建的小單元，50平方米左右，這在當時已經是令人羨慕的了，但和現在9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比起來，還是簡陋、寒酸得多了。

後悔嗎？我在採訪他們時問。

“不！”幾乎是異口同聲。

如果再給一次機會選擇呢？

“也許就不去了”；“也許還去”；“誰知道……”說法不一。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時代的英雄觀，社會因此而具有活力。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去重複上一代人的豐功偉績了，但戰爭的轟鳴還在他們心中激盪，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的藍圖還等待著他們去描繪。他們生長在一種得天獨厚的時代環境中，他們年輕的心充滿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動不安，躍躍欲試。

回頭審視歷史，總有說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誰。一個人的命運，往往離不開時代的選擇。我和父親談論起這些獻身於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們時，他總聯想到當年在華東海軍時，受他影響和他一起創業的那批青年知識分子們。他會若有所思，沉默不語，猛地蹦出一句話來：“陳老總當年就說過，不要讓人家罵我們共產黨是過河拆橋啊！”

我國傑出的核科學家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回憶：1986年6月鄧稼先病重時，楊振寧到醫院看望，閒談中提到國家頒發獎金的事，許鹿希說：“人民幣10元。”楊問：“不是開玩笑吧？”鄧稼先糾正說：“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

也許是受市場經濟的衝擊吧，1985年經濟略有好轉後，模仿社會上，專門經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對兩彈一星有功人員頒發了特等獎，獎金總數1萬元。怎麼個分法？九院領導們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當年那麼多人拋家舍業地來到這個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誰沒有做出過貢獻？不說貢獻，奉獻總是有的吧？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沒辦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幾萬，按10元、5元、3元三個等級分下去。原子彈、氫彈兩個專案，鄧稼先得到了20元。

這難道是錢嗎？楊振寧當然會明白，這是共和國頒發給他侄女婿的兩枚勳章！在許鹿希的家裡，至今掛著我父親為鄧稼先題寫的橫幅：“兩彈元勳鄧稼先”。

還是在1985年，一次會上，我父親遇到了多日不見的鄧稼先，說你瘦了，氣色不對，必須馬上住院檢查。鄧還想說什麼，我父親這邊已經親自要通了301總醫院的領導，從會場直接送鄧去了醫院。診斷結果是惡性直腸癌，必須馬上手術。那天，父親拄著柺杖，在手術室外靜候了整整5個小時。他批示：“國防科工委和核工業部應指定專人隨時與鄧夫人和醫院取得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