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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自己。

屋子裡靜靜的，靜的只聽見錄音機磁帶轉動的沙沙聲。父親退休以後，我們時常這樣面對面地坐著，聽他講述並討論人生經歷的許多重大事件。我不願意打斷他的思緒，我努力體察他來自心靈深處的聲音。

就這樣，相對無言，很久，很久。

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說：“先休息吧，今天已經談的很多了。”

父親揮了一下手，說：“我在監獄裡，反覆地去想，眼前發生的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但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思緒從當年痛苦中脫離出來，重又款款而談：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們遞給我一張九大的公報……”

6　理性的思考

1969年，又是一個寒氣料峭的春天，“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第4個年頭，父親在獄中已經一年半了。

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稱它是一次勝利的大會，一次團結的大會。

中央最高決策層的構成是怎樣的呢？

九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單上，有這樣兩組人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以及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每組6人，共12人。不算毛澤東的24人中，他們佔據了政治局委員中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構成是，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文革”中造反組織支援的領導幹部紀登奎；三支兩軍的代表李德生；三個黨內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劉伯承雙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歷次黨代會都是政治局委員的；有的幾乎沒有文化，連《參考訊息》都要秘書謄寫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

真正有治國治軍才幹的，歷史上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在黨內軍內享有威望的，同時身體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兩個人：周恩來和葉劍英。

這就是黨的領導核心；這就是勝利、團結的象徵。

父親說：“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這是個宗派集團。非常典型的黨內宗派集團。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團。這都是一批什麼人呢？和他們相處了這麼多年了，黨內的同志還不瞭解嗎？論思想，論能力，論貢獻，論人品，論威望，有哪一條擺得出來？只會喊空洞、極左的口號，山呼萬歲。”

宗派藉著政治運動還魂了。

宗派現象，在黨的歷史上並不奇怪。據父親回憶，他自己就經歷過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蘇區，清理AB團。據《中國共產黨大事記》記載：1931年1月7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由此開始，“左”傾冒險主義在全黨的統治達4年之久。他們提拔了一些“左”傾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的領導崗位，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冒險主義”錯誤和以瞿秋白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蘇區內“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進行了反AB團、改組派和社會民主黨等的鬥爭，許多優秀幹部和群眾遭到迫害甚至殺害。

父親當時因為抵制他們亂抓亂殺，便被視為異己，並冠以AB團分子準備處決。父親說：“13團團長，上午還和我打籃球，下午就被抓了，說是AB團。要我在少先隊中肅清AB團，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話！”“後來我去參加蘇區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會，顧作霖（注：中央蘇區共青團的奠基人。歷任共青團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員，1934年6月病逝）告訴我，說你腦袋差點搬了家。我驚出一身冷汗來。”後來才知道，你張愛萍不是反對嗎？不靠我們這條船嗎？好，那你也就算是AB團分子！也就劃入了打擊之列。看來，宗派借路線分歧還魂，在黨的歷史上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後來，虧得任弼時同志說話。他說，AB團的特徵是利用宗族關係發展，張愛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來同志從上海介紹過來的，這樣才指派顧作霖負責重新審查，當然，這一切都是揹著當事人秘密進行的。真是的，腦袋掉了還不知是怎麼掉的。直到全國解放，1949年冬全國政協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父親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養病的任弼時同志。

1984年，紀念任弼時同志80冥壽，想起50年前驚心動魄的一幕，聯絡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難，兩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萬千，寫詩懷念解救自己於危難的這位偉人：

“吾師明察張正義，否定文革要徹底！”

父親曾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