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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開個會，裡面學問大了。由誰來吹風？定個什麼調子？話講到什麼程度？都是有一套潛規則的。真正的大佬是不會輕易出場的，上臺前吹風的這個人，一定要是個親信的鐵桿打手，現在商圈裡習慣叫操盤手。暗示眾人，該跟誰，不跟誰，以誰劃線，怎麼劃線，別站錯隊了。能爭得吹風的角色，對其本人今後的仕途是至關重要的。

也許就因為對這種官場政治的深惡痛絕吧，在吹風會上他竟口無遮攔。我們看到這封告狀信的全文，是在3個月後，1966年9月軍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開始，信以大字報的形式公佈出來。原信寫於1966年5月23日，由總後、科委、總參作戰部三個高階幹部署名。信中說：“在向高階幹部傳達彭羅陸楊的會上。張愛萍在下面散佈說，‘說好就好得很，說壞就壞得很，現在說壞，就那麼壞？他（彭真）又不管軍隊工作，為什麼軍隊的事情老向他彙報？還不是看見人家勢力大了，自己去擠！去靠！去年國慶節還請人家吃狗肉呢，現在講起來倒這樣輕鬆。我看，黨內投機分子就是多，各種各樣的投機分子！’張愛萍第一句和最後一句為最惡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

父親繼續回憶：“這時總理進來了。陳老總說，他已經不打自招了，看來他是搞陽謀的，不是搞陰謀的。”

“總理聽完說，弄清楚就行了。”

“總理有事要走，臨出門時又轉回來，又叮囑了我一遍，並指著陳老總說，還有你！你們兩個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張嘴！現在是什麼時候啊，可不要亂講話喲！切記！切記！”

在《五一六通知》中，引用了毛澤東一段著名的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段話，後來被解釋為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15年後，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這一天確定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

兩天後，也就是5月18日，林彪進一步演繹了這段話的意思，他說：“這裡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從我國曆史上來看，歷代開國後，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

毛澤東和林彪的講話傳達到全國後，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中，立即形成了一種令人駭然的氣氛，加上主流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現在叫炒作了），一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正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巨大錯覺被全黨和輿論所認同。我不知道中央委員一級的高階幹部中，有多少人心裡真正會相信這些話，要搞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

父親說：“在當時，對中央開展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把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社會主義時期要繼續革命的理論，我並沒有反對，也不可能去反對。”可以想見，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要求他自覺地去認同並努力去理解。

但他又說：“唯獨使我不能接受的，是這種沒有事實依據，或事實不清，也不允許本人澄清事實，就上綱上線，口誅筆伐，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現實問題和歷史恩怨一起算總賬的做法。”

對彭真，父親並不熟悉，只知道是個重權在握的人物。羅瑞卿、楊尚昆他在紅軍時期就熟悉，但也就是工作關係。和陸定一，在中央蘇區時，陸是團中央的宣傳部長，我父親是秘書長。解放後接觸不多，但他的知識和文采是我父親所能認同的。可現在呢？父親說：“有錯誤就批評，有罪行就法辦，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羅瑞卿是什麼問題？楊尚昆是什麼問題？陸定一、彭真？我不是在為他們說好話，我也沒有必要為他們說好話。說是反黨集團，總要有組織活動的事實嘛！還有要防止反革命政變，說的那樣嚇人，擺出事實來嘛！”

尤其令他怒從中來的是，那些上臺揭發最兇的、調門最高的、標榜自己最正確的人，偏偏就是過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緊的，用他的話說，是“把人家門檻都踏破”的人。而對這樣政治品質惡劣的、一副諂媚相的奴才，上面偏偏還就欣賞，破格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