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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豬糞屎尿，密不透風，加上天氣炎熱，人都暈死過去。一直等到夜裡，但事先接應的人沒有來，無奈中想起了同鄉彭豐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從達縣老家來上海時經人介紹認識的，在飢寒交迫中曾得到過他的賙濟。彭便安排他們住進了福民醫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舉目無親，父親說：“巡捕盤查病房時，脫口說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來，不就連累了朋友？但彭很熱心地來看望自己，並告訴說，已經為我取了保，說是同鄉，來上海求學，路上遇到土匪搶劫被打傷了。因為那時確實土匪猖獗，搶劫傷人的事時有發生。彭還把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福民醫院的院長頓宮寬介紹給我。”

“我一生都感激這位彭大夫，沒有他在危難時的相助，我是很難度過那樣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徵集回憶錄，我專門寫了這段故事，登載在青年報上。沒有這樣許許多多人的幫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共產黨不應該忘記他們。”

共產黨忘記他們了嗎？

專案組來到上海後，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這樣一個訊息，說1933年，彭豐根曾與另外兩個中國人一起向駐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賣過情報。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海軍情報部曾設在福民醫院內，並在醫院設有無線電臺。

據此，專案組推定，彭豐根和頓宮寬是日本特務，福民醫院是日本特務機關。而張愛萍能夠在福民醫院治傷，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和前面的假黨員聯絡，編織出一個離奇的故事：“張在大革命失敗後，在四川混入黨內，然後假借黨組織的名義，矇蔽了上海地下黨，打入了紅14軍，完成破壞活動後，拿槍自殘，打斷左臂，藉此潛回上海，在日本人的醫院養好傷後，又被派往中央蘇區……其反革命的勾當，一直延續至今。”

在審問父親時，這個專案辦副主任說，你就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的敵奸細王連舉為取得信任，舉槍自殘。

父親在關押期間藏在衣袖裡夾帶回的條子中，有一張就寫道：“他們非要我承認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莫名其妙！”

就這樣審幹嗎？

但專案組的各級領導人們，還是認可了這個連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斷。

現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電話記錄上，記載了當時擔任張愛萍專案組組長的那個總部領導人的話：“對張愛萍的問題應該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追特務問題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麼樣與彭認識，治癒後又怎樣出院的。”對“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連續進行了15次突擊審訊。專案組採用拖長審訊時間、罰站、連續突審等辦法。父親回憶，這個專案辦的副主任說：“你知道保衛部長是幹什麼的嗎？我這個保衛部長就是專抓特務的！”

但審訊未果。

1968年2月，他們轉向從彭豐根突破。在此之前，專案組在上海公安局預審處幹部閔、胡以及南京軍區保衛部幹部李的協同下，已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彭豐根進行了20次審訊，逼迫彭豐根供認“張愛萍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但彭豐根始終否認，而且申明自己“掩護了張愛萍，是為共產黨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這個副主任，他到上海後，改變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兒彭子都、兒子彭播谷。他先給姐弟倆看了張愛萍被批鬥時的特大照片，說：“張愛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沒有入黨的假黨員，而且是日本特務。”“張愛萍參加日本特務組織還是你們的父親彭豐根介紹的，張愛萍都已經承認了。”接著，又給他們看所謂“張愛萍的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然後說：“只要你們父親承認這一點，我們可以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監後，他們立即提審彭豐根。審問之前，同樣先給彭豐根看張愛萍被批鬥的照片和所謂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並說“張愛萍已經交代了問題”。但彭豐根仍堅持說他“不知道張愛萍加入日本特務組織的事”；“我是營救過張愛萍的，其他情況我不清楚。”還說：“前次首長找我談話後，我想來想去，沒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隨即遭到專案組呵斥：“頭腦太頑固”、“不要自討苦吃！”“擺在你面前的兩條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後，彭只好按照這個專案辦副主任的授意寫了供詞：

“把張愛萍介紹到了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頓宮寬親自給張愛萍做了手術。在住院期間，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