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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解放戰爭後期，全軍統一整編為四個野戰軍，外加華北軍區，共轄屬16個兵團，這批人基本都是兵團級的幹部了。他當年的參謀長張震，已經是第三野戰軍的參謀長了；他的副師長韋國清，現在是兵團政治委員了。第三野戰軍4個兵團，人才濟濟，齊裝滿員。雖然國民黨仍有半壁江山，但“呼啦啦大廈將傾”，如毛澤東所說，剩下的只是“追窮寇”了。

在中國的大舞臺上，國共兩黨28年的拼殺已近尾聲。大幕，即將落下。

是啊！遙望決戰的旌旗號角，一個有血性的軍人，遠離廝殺的戰場和他的軍隊，他又能怎樣呢？雖已時隔久遠，但我仍能從他回憶時的神情中，覺察出當年的孤寂和無奈。每當觸及到這個話題，他只有兩個字：“養傷”。

被時代遺忘是可怕的。好漢不提當年勇，抗日戰爭中，他那輝煌的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開車，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濟南，又經徐州到蚌埠，陳老總見我回來很高興，那時正準備渡長江，華東野戰軍改成7、8、9、10兵團，向長江邊推進。陳老總問了我身體情況後，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說，情況我不熟悉，還是想到部隊去。他說，各兵團都配齊了，要去，只能是副職了。我歷來不計較這些。宋時輪當時在9兵團，我和他很熟悉，我說，那我就到9兵團給宋時輪同志當個副手吧。宋聽說了對陳老總說，讓愛萍當司令，我當副司令好了。那當然不行！”

父親的回憶跳過了一個細節。據資料記載，他回前線後，先是到的總前委。總前委是中共中央在淮海戰役前線的代表機關。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為了在與國民黨軍進行最後決戰時形成力量的優勢，中央決定，把第二和第三兩個野戰軍整合起來，組成百萬大軍，形成壓倒之勢。總前委於1948年11月成立，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鄧小平任書記。淮海戰役結束後，總前委繼續行使職權，組織第二、第三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進行渡江戰役。父親就是在這個期間重返前線的。他的情況多少讓組織上有些尷尬，給父親任了個總前委委員，算是暫留總前委幫助工作。顯然，在這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轉折年代，像我父親這種人是決不會甘於這種閒差的。於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給宋時輪當副手的情節。

在父親一生中，宋時輪是他最信賴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年長3歲，他們都是大革命後期的幹部，同年入團、同年入黨。解放戰爭一開始，父親留在華中軍區任副司令，宋給陳老總統領的山東野戰軍當參謀長。他們身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豪爽、正直、疾惡如仇。只不過宋比父親更有城府，更為老辣，父親見到他，總是叫一聲“宋老鬼！”

“尚有半壁山河沒有解放”父親回憶說：“幹什麼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勝任的。”他在蘇聯的療養院裡，像個聽話的孩子，遵從醫囑，拼命地划船強身，大口吞食著對他來說是怪味的食物；他在絕望中，驚喜地看到自己的身體奇蹟般地復原；他在沒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況下，自己駕車駛往前線。只要能在火與血中廝殺，讓他幹什麼都行，即使給他的下級去當下級。

但就是當下級也不是想當就能當的。還沒走，又來了新的指令，成立後的新中國，急需配備一批外交官，張愛萍喝過墨水，又吃了洋麵包，調任駐外使節再好不過了。命運總是和他作對。鬧學潮時，他這個拼命三郎就想真刀真槍地幹；好不容易走出家鄉，來到上海，又分配做地下工作，撒傳單、搞遊行；要不是因為組織蘇北農民暴動，他還去不了紅14軍。本想痛痛快快地廝殺一場吧，卻打殘了一隻手；也是像這次，傷好了，輾轉到了蘇區，結果又被共青團看上了，一干就是4年；五次反圍剿臨近失敗，急需充實幹部，他這才得以重回軍隊。抗日戰爭開始，別人都去了野戰部隊，卻把他弄去搞統戰……

過去在部隊呆過的，都有這個體會，沒文化不行，但文化太高了也不行。什麼寫稿子啦、學習啦、宣傳啦、俱樂部啦，就找上你了，時間長了，脫離了軍事業務，成了個文化兵，結果影響個人發展，一事無成。我當兵時，就怕讓我幹這個，我就不給他好好幹，這一招還特靈，到底還是把我留下搞軍事工作了。可我爸就沒這麼多心眼了。我查到當年由粟裕簽發的電報：“……張愛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親為什麼自己沒有說起這一段。有什麼辦法呢？好不容易養好傷歸了隊，不僅沒位子了，連軍裝也要扒下了。

“臨去時，陳老總找我，走不了了！”

怎麼呢？“軍委決定，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