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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對小姐妹貴琴說：“姐姐，我的紐扣做好了，請幫我看看，好嗎？”貴琴在廠裡做紐扣好幾年了，可以說是行家了。貴琴勉強笑了一下，接過篩子撥動裡面的紐扣。她一邊撥動，一邊不停地說著，鄰座的女孩不斷地向我看。她們說的是溫州話我不太懂，但我從她們異樣的目光裡知道我做的不好。一會兒，我聽見她叫師姐與另外一個女孩的名字，不知說什麼，似乎很大的怨言。果然，師姐說：“我也不知道她做的那麼不好……”那個女孩也用生硬的普通話說：“你做的不好，會扣錢的。”“我……”我說不出一句話來，又急又愧，汗水一個勁地往下淌。正在這時，貴琴嘴裡嘟囔著，把篩子重重地放在我桌上，埋頭做起她自己的紐扣。師姐說：“她說一會兒再給你看，有好多要不得，老闆會批評的。”我的淚珠滾落下來：“那怎麼辦？我摳下來，重新做，好嗎？”“不知道。”師姐也開始忙起手中的活兒。

我呆呆地站著，手足無措。女伴們一會兒看看我，一會兒看看師姐，那目光我懂，我怎能不懂呢？同樣是四川來的鄉下妹子，師姐心靈手巧，我卻笨手笨腳。其實，我又有什麼可以清高的，只不過會寫幾句詩而已，除此之外，一竅不通……

後來，我茫然地坐在凳子上，透過朦朧的淚眼看著紐扣上晶亮的綴子，看啊看啊，我也不知道要看出什麼名堂來，痴痴呆呆的。也不知過了多久，我把廢的紐扣找出來，用剪刀一個一個往下雕，機械地木然地活動著。沒有人對我說什麼，也沒有關切的目光投射過來，我靜靜地雕著，沒有目的，不知道結果。

大概是快要下班時，我聽見師姐說：“貴琴，你幫她看一看吧，明天我幫你做。”於是，貴琴走了過來，從我桌子上拿過篩子：“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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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四月底，我來到溫州和師姐在黎明東路一家紐扣廠上班。

我是懷著一種寧靜的重新開始生活的心緒投入故鄉的懷抱的。我告訴父母我不走了，就在家裡一邊幹農活，一邊自學。我請求父親給我買一臺錄音機，我要讓父母有一天為我自豪！最初，父母也沒有說什麼，我也自然而然地隨父母上山勞動。但不久，我就感到有些不對勁了。起初，只是鄉鄰別有深意地問：“菊花，你什麼時候走？”“菊花，你不走了？聽說你在外面幹大事賺了很多錢呢！怎麼還想回到這窮山溝？”後來，媽媽也開始嘮叨了：“你真的不出去了？你不知道外面的人說得有多難聽！她們說，你那麼有出息最後還不是回到農村！以後我們還有臉見人嗎？”我覺得媽媽這最後一句話才是最重要的，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掉了下來。又有誰知道我心中的苦？又有誰憐我的弱與孤？其實，我對於回家一直是恐懼的，我也從內心裡知道我根本不適合這農村，這個家的。還記得出走後第一次返家，媽媽開口說的幾句話：“我們才沒有找你呢！你是不是拿了家裡三十元錢？”“你千萬別和別人亂說！我們都說你去西藏找你八叔了，你在上大學呢！”也許就是為了維護父母的虛榮心，為了維護自己所謂的自尊，我才活得這樣苦、這樣累吧！我不得不在心裡盤算遠走異鄉。恰巧這時，那個同在海燈武館學武術的師姐從溫州來信了，我打疊起千般惆悵、萬種哀愁，以一幅女強人的姿態步出家門，又開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活。

紐扣廠是“女兒國”。稱它為“女兒國”，是因為這裡全是清一色的女性，任何男士不得擅自出入。即使是某女的老公有要事相商，也只能一聲高一聲地在樓下呼叫。

這是一個特殊的王國。

每天你不用花費一分錢，便可以看到一場大型的時裝表演。夏季更是斑斕多彩，光是裙子就令你眼花繚亂。女伴們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二十多歲的只象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三、四十歲的看起來剛二十出頭，根本無法辨認是“小姐”還是“太太”！女伴們的衣服幾乎是一天一換，一個比一個講究、漂亮，彷彿趕會似的，唯恐別人勝過自己。有意思的是如果一人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其他姐妹道一聲“好看些”，於是，最多隔兩天，你便會看到著同樣衣衫的一群光彩照人的女郎……

如果遇到女伴們情緒高漲，你還會欣賞到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唱會。

一個唱“愛的奉獻”，一個唱“十五的月亮”；有人在唱“心聲”，有人在哼“讓我們蕩起雙槳……”往往唱到一半，大家來個大合唱，聲音清脆圓潤，不亞於中央歌舞團的女聲小合唱。師姐是歌唱的能手，那聲兒，那調兒，簡直是絕了。有幾次我們鼓動她去報考音樂學院或者去舞廳伴唱，都被她婉言謝絕。她說了：“姐妹們喜歡我的歌，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