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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問題的一部分：希伯倫和阿布高什的領袖們還組織了五百個私人武裝士兵，全力發動抗擊土耳其人的戰爭。其中一個領袖被捕，戴著鐐銬進入耶路撒冷後，他竟然還試圖逃跑，想飛奔著再次戰鬥，就像是個阿拉伯人的羅賓漢。最後，耶路撒冷的統治者哈菲茲（Hatiz）帕夏不得不組織了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兩架銅製野戰炮的隊伍進行遠征，以鎮壓希伯倫地區的軍閥。

儘管有這樣的情景劇出現，但是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與塞法爾迪猶太人一起，都聚集到了大馬士革門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國探險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觀察到這樣一個“壯觀的場景——幾百個猶太人在那裡享受新鮮空氣，他們坐在城牆外面巨大的橄欖樹下，婦女們都披著白色的披肩，男人們都戴著寬邊的黑色禮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領事則帶著他們的妻子在那裡散步，土耳其士兵和持銀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為他們開道。“太陽落山後，每個人都匆匆忙忙地湧向城內，因為每天晚上城門都會關閉”。

芬恩嘆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認這個城市好像“對一個長期受到其他地方歡樂習性薰染的人來說像修道院一樣無聊。法國來訪者在將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較時，除了突然大喊一聲之外，只能無奈地聳聳肩”。這當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傾向的福樓拜所期待的那種大聲喊叫，他曾這樣表述他在經過雅法門時的沮喪：“當跨過門檻時，我放了一個響屁。”即便當時“我對我肛門的那種伏爾泰主義感到懊惱”。這個喜歡性愛和吃喝的福樓拜，以在貝魯特與五個女孩進行狂歡的方式來慶祝他從耶路撒冷的逃離：“我與三個女人做愛，達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飯之前，一次是在甜點之後。年輕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為他的生殖器仍因殘留未治癒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個瓦拉幾亞妓女所賜。”

特立獨行的美國參觀者大衛·多爾是來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輕黑奴，他自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大衛·多爾與福樓拜想法一致。他與主人一起來到耶路撒冷旅行，到達時，他那顆“謙恭的心”充滿了對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變了想法：“當我聽說這些無知人們的荒唐行徑後，我更願意好好地嘲笑一番這些神聖的死屍和景點，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後，我離開了，從未想過再回來。”＇10＇

不過，儘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為，但是他們卻還是禁不住對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樓拜認為它“極其宏偉”，薩克雷感覺到“那裡不僅是一個你可以參觀的景點，而且還發生過一些暴力行動、一些殺戮，一些參觀者被殺害，一些偶像被人們用血腥的禮儀崇拜著”。梅爾維爾甚至讚賞這個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壯觀”。站在金門前，注視著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公墓，梅爾維爾看著這個“被死亡軍隊包圍的城市”，問自己：“難道耶路撒冷的荒涼是因神靈的過度溺愛而造成的嗎？”

隨著俄國軍隊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節節敗退，尼古拉也在巨大的緊張壓力之下身患重病，並於1855年2月18日與世長辭。9月，塞瓦斯托波爾（Sebastopol）的俄國海軍基地落入英法聯軍手中，俄國在這次戰爭中徹底丟盡了臉面。在一次各方都損失慘重（七十五萬人戰死）的軍事作戰失敗後，新上任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開始呼籲實現和平，放棄其佔有耶路撒冷的帝國野心，不過，俄國至少贏得並恢復了東正教對聖墓大教堂的絕對統治權，直到今天這種狀況還保持著。

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在希律城堡發射大炮慶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後，詹姆斯·芬恩在參加聖火傳遞時卻發現“希臘朝聖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後面，然後從教堂樓座扔下來的棍棒、石頭”攻擊亞美尼亞人。他注意到“可怕的衝突隨之發生，投射物向上被扔到樓座上，大量被破壞的燈具、玻璃及油傾覆到人們頭上”。帕夏匆忙從其在樓座裡的位子走下來時，“頭部遭到了擊打”，他不得不在帶刺刀計程車兵到來之前被抬出去。幾分鐘後，東正教主教手持聖火，在人們狂喜的尖叫、擂胸和火苗的閃耀中出現了。

巴勒斯坦駐軍為了慶祝蘇丹的勝利在閱兵場舉行了一場遊行，這很滑稽，因為之後不久亞歷山大二世便買下了這個閱兵場（這裡曾是亞述人和羅馬人的兵營），並將其改建成“俄國大院”。此後俄國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進行文化統治了。

這次勝利對土耳其人來說喜憂參半，因為伊斯蘭國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為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