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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可以證明，所以無法評價，沒有任何具體問題可說。”

T是軍情六處中第一位要求職業仲裁法庭（1994年成立）仲裁的官員。然而，仲裁法庭沒有站在他的一邊，而且沒有說明任何原因。T認為，這唯一的一次職業仲裁法庭的聽證“非常荒謬”，使他和律師都無法為自己辯護。據說這是因為主管軍情六處的外交大臣馬爾科姆·裡夫坎德已事先通知這個仲裁機構，“不要插手此事”，裡夫坎德同時還警告媒體“報道T的事情，就是洩露國家機密”。

在投訴無路的情況下，T不得不隱姓埋名遠走他鄉，但英國警方的追捕也開始了。為了防止情報部門殺人滅口，他處處謹慎小心。他只是對他要好的一位朋友說：“我是一個出色的特工，他們解僱了我，我要用受訓時學到的本領好好地對付他們。”

當時情報部門向他所有朋友打聽他的去向，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原來他已經一個人悄悄地來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海岸的德爾索爾小鎮一片淒涼，在一個風雨交加之夜，這位瘦高個子的英國人駕著一輛輕騎摩托駛進了這個幾乎被人們遺棄的小鎮。他的旅行包裡有臺全功能電腦和一雙老名牌冰鞋。

在一所破舊的農舍裡，T落了腳。日復一日，T都在重複著相同的生活，從鎮上小雜貨店買份英文報紙，在潮溼的酒吧凝望大海，幾個表情憂鬱的老人從他身邊經過彼此不打招呼。偶爾他也玩玩檯球，看看電視上的足球比賽。他在通往農舍的小路上偶爾徘徊一會兒都會提心吊膽，總是疑心那些追蹤的人已在那裡等候自己了。

然而，更多的時間他還是坐在電腦前，一幕幕地追憶在軍情六處工作時，他的頂頭上司是如何耍自己的，使自己落到今天這種地步。有時他也會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該如何去報復。

1996年春天，T終於鼓起勇氣，透過電話把自己的遭遇向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反映了。儘管報社也認為，他的遭遇完全可以寫成一篇吸引讀者眼球的報道，但是《星期天泰晤士報》最終卻沒有勇氣公開此事。

秋去冬來，T還是那樣一直待在那個荒涼的小鎮，因為只有這樣的地方才能夠保住自己的性命。這時他已經變得囊中羞澀，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於是他給報社打電話的次數更多了，他希望得到經濟賠償。因為，為了維持生計，他已經抵押借款8000英鎊。後來經報社再次向上級請示才被允許報道T的故事，但“不許把全部實情曝光”。

1996年9月14日，T透過行動電話，警告軍情六處的官員，他已經把自己當特工時所幹的一切寫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我的間諜生涯》。裡面不僅有英國秘密情報活動內容，而且有所有他認識的秘密特工的真實姓名。T說，他已將此書稿存在“另一個世界的兩部電腦裡”，這兩部機器如果哪個星期沒有定時得到T（若被捕或暗害）的秘密指令，就會把書稿透過國際網際網路絡自動發表出去。T說：“我要求重新開庭，公正審理。如果得不到重新開庭的機會，這本書將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到新聞媒介。如英國新聞協會、路透社或者是《觀察家報》等等。”

半個月後，T再次告訴英國《觀察家報》：“這本書披露了我從事的秘密工作的極為詳細的情況，包括所有官員的真實姓名。這些問題極為敏感，絕對是一枚炸彈。”“我無非是想上法庭，我已經寫信給我原來的上司，如果有公正的裁決，我將不出版此書；否則，網上的所有使用者就會知道英國的秘密。”

T還在電話裡告訴軍情六處的那些官員，已有別國情報機構的人找到他，要求他為他們幹，不過自己暫時還沒有最後決定——T的這些話當然有恐嚇的意思，但是軍情六處的官員聽了之後卻信以為真，並且在猜測是俄羅斯或者是以色列的特工在活動。他們非常緊張，擔心T會投靠敵國，馬上向政府有關部門進行了彙報。

英國政府聽到這個訊息後，也顯得十分緊張。因為他們既怕T的書出版後會公開那些不能告人的內幕，又擔心某一個敵對國的情報組織派人來“搭救”他。儘管T是個小人物，但他畢竟曾是軍情六處的一名特工，掌握許多重要的機密，這些東西對英國以外的那些情報機構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而這將會威脅到英國國家的利益甚至是安全。

為此，有關當局命令軍情六處馬上採取以下措施：一、主動與T建立“熱線電話”先穩住他；二、命令為T出書的代理商馬克·盧卡斯交回書稿，中止合同；三、派人秘密前往西班牙將T逮捕回國；四、趕緊疏通英國最高法院，得到最高法院的上方寶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