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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是我們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們日本人來打我們了！

張自忠一時語塞。

他實際上還是一個純粹的軍人，一些所謂的政術，都是門客們給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灃這樣的問題，他也答不上來。

軍隊當然還可以硬性命令，下級服從上級，可是張自忠畢竟不是何基灃的頂頭上司，他沒法對人家呼來喝去。

知道馮治安也是“主戰派”，張自忠便索性給宋哲元打去電話，讓後者直接對何基灃下達停止進攻的命令。

張自忠出面打這種招呼，不僅無禮，還有越權之嫌。

要不要打豐臺，從上到下，自有軍長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時難以決斷，他還可以讓副軍長秦德純給他參謀，哪裡輪到你一個師長來說三道四。

然而結果卻是軍長聽師長的，而且言聽計從，宋哲元立即以29軍軍部的名義，嚴令何基灃：“只許抵抗，不許出擊”。

在29軍中，一直盛傳著一個說法，即宋哲元最顧忌張自忠，就生怕一個不好惹對方不高興，因此在張自忠私自出訪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護，張自忠每次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他也總是能照辦的就照辦，即使一時辦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從不給打回頭票。

莫非宋哲元膽小，不敢跟張自忠爭？

非也。這恰恰體現出，宋哲元雖然因見識所限，有其偏狹的一面，但在維護29軍團體方面，是具備克己讓人的大局觀的。

當年29軍建軍，在爭執頭把交椅應該屬誰所有時，蕭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義高能得士”，像個做大哥的樣子。

能做到這一點，與宋哲元的寬厚個性以及善待下屬不無關係。

有人說，還寬厚呢，他不照樣把首功之臣蕭振瀛給一腳踢出去，還逼其出國了嗎？

我告訴你，按照故國老傳統，對於君王或諸侯而言，這就算是“仁義之舉”了。

讀古史，我們在看到柳宗元、蘇東坡這樣的一代文豪被貶謫到天涯海角，乃至“萬里投荒”時，都會為他們感到不值，忍不住還要痛罵皇帝老兒兩句。其實“文字由來重李唐”，唐宋時候的皇帝實在都稱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麼出言不遜，也罪不至死，那柳、蘇被趕得再遠，不還是地方官嗎？他們照樣可以倒揹著手，在山水之間優哉遊哉，寫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試試，一言不合，不砍你腦袋，就是打爛屁股，充軍流邊，結果精神和肉體一道灰飛煙滅。

宋哲元對可能威脅自己權力寶座的昔日兄弟，如蕭振瀛、張自忠，也並沒有舉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意思。

須知，即在東北軍中，素稱仁厚的張學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後，毫不留情地讓“似有不軌之心”的楊宇霆人頭落地。

蕭振瀛不掌軍權，宋哲元就讓對方暫時“乘桴遊於海”，但張自忠與蕭振瀛不同，這位實際的二頭兒可是有實力的，宋哲元沒有辦法釋其權，那就只剩下兩個選擇，要麼打，要麼讓。

從骨子上說，宋哲元是個硬漢子，乃至29軍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屬於寧折不彎的那種。他身邊的那些“謀食門客”曾經也不比張自忠少，攛掇宋、張相爭的“進諫”亦不絕於耳，都巴不得兩人把刀子拔出來，朝對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蕭振瀛都明白，無論誰贏誰輸，這種內鬥的後果都是很可怕的，無非是好好的一個團體四分五裂，29軍徹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時間都選擇了讓，並竭力給外界造成一個印象，即宋、張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對外說話都是同一個聲音，做事都是同一個步調。

只是如此讓來讓去，把大好的作戰方略都給“讓”掉了。

奇襲豐臺的計劃只得就此擱淺，29軍失去了一個徹底扭轉宛平戰局，以解城橋之圍的良機，縱使金振中冒死奪回盧溝橋，也難補其憾，惜哉。

就是在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張自忠無心於戰，而這也大大動搖了其主動出擊的信心，眉頭開始鎖成一堆。

這時他接到了蔣介石發來的急電。

“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綜合各方面的情報，認為此次事件不容小覷，日本人來者不善，須認真對待。

先前的綏遠抗戰，不僅使傅作義聲名大振，同時也鼓足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人之勇氣——看來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透過以硬對硬的方式，一樣可以嚇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義搭檔，在綏遠擊退偽蒙軍，為什麼不能和宋哲元聯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