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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輕人，只可能製造轟轟烈烈的不合時宜。不管對於激進左翼作家，還是右翼作家，徐志摩都是個異類分子。前者認為他只關心風花雪月，而後者則對他的激情與理想不屑一顧。而很顯然，徐志摩在生活上所表現出的歐化，更讓當時的人群無法接受。徐志摩在本質上作為唯美主義者的特性，讓他個性鮮明地遊移於一切群體之外。

李歐梵在《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這樣寫道：“林紓證明了愛，蘇曼殊在愛中漂流，郁達夫創造了他的愛的想象，而徐志摩則體現了愛本身。”

這句話再分明不過地表明，徐志摩是一位行動主義者。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徐志摩像一個極純真的孩子一樣，闖了進來。像他崇拜的詩人一樣，他不相信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執著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就像他與朋友爭論時說的：“我並不否認黑影、雲霧與惡，我只是不懷疑陽光與青天與善的實在；暫時的掩蔽與侵蝕，不能使我們絕望。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還是的，將來我敢說也是的。”

有了這種信念，他才會有瘋狂的愛與單純的詩。在今天看來，他的詩歌明顯帶有少年人的膚淺痕跡，而他著名的《愛眉小札》則是充滿了酸味與肉麻。但是，不管你如何否認，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是由一顆單純的絲毫未受汙染的靈魂撰寫的，他藐視了我們熟識的遊戲規則。他似乎總是在追逐，在努力獲取一種更美好的東西。

35歲這一年，徐志摩帶著已經走向絕望的戀情離開了人世。像一切著名的天才與唯美主義者一樣，他選擇了早夭。這為他帶來了一個傳奇而完美的結局，因為早夭幾乎已經成為天才的一個重要標誌了。

我們在這個春天，煞有介事地回憶起他。可惜，大眾傳媒的製作人員無法理解徐志摩所蘊涵的真正意義，而電視的主要動機是取悅公眾，這一點已經背離了徐志摩的不合時宜的特徵。這已經決定了一切有關徐志摩的敘述的演繹都是缺乏靈韻的。

年輕正是天堂

1799年，29歲的華茲華斯在偉大的詩篇《序曲》中這樣談及法國大革命：“活在那個黎明多麼幸福，而青年如進天堂……”這個詩人革命者的話，像法國大革命本身一樣激勵了後來的一個世紀青年的成長。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整個世界被一種青春的激情驅動著，年輕人對於現實的不滿與抗爭，透過他們的驚人或平庸的才華、持續或短暫的熱忱輸送進入人類文明的血管。

“浪漫式的反叛”，羅素在文章中如此定義這種青春精神，他寫道：“這種浪漫式反叛激奮著，從1789年到1918年的年輕人與部分年老者。在這漫長的年代，歐洲與西半球的每一個最有才能的人都相信，世界上各處都存在著悲慘和壓制，都由壞人的小派系造成；人們早晚會在高貴的憤怒下揭竿而起，反抗他們，而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一代接著一代過去，人們失望了，年輕人得到的新收穫，不斷取代了‘迷失的領袖’。”

有了這段明確的註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雪萊在牛津的第一年就因為撰寫危險的《無神論要義》而被校方開除；而拜倫為何如此狂熱地捲入希臘的戰爭；或者是，俄國那些年輕的十二月黨人，還有年僅15歲就被這些革命者感動的赫爾岑；理解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還有《父與子》為何具有如此的感召力……

當然，這段歷史不僅僅被這些充滿勇氣與良知的青春所充斥，它同樣隱含著其他層面。年輕的法國軍官拿破崙，野心勃勃的家庭教師於連，巴黎街頭那些嗜血的職業革命家，還有叫嚷著為藝術而藝術的王爾德……

這些看起來並非高尚的東西，也同樣是浪漫式反叛的一部分。它們可能帶有太多個人慾望的成分，但無疑，他們也是這段激越人心的歷史的重要組成。反叛，不管它出於何種目的，成為這段歷史的主線。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青年人的第一次大規模反叛，它帶有的青春痕跡在今天看來是如此動人。翻閱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政治、文學、藝術，還是音樂領域，年輕人正在不斷顛覆著前人，他們如此飢渴地重寫歷史。

也是這段歷史，人類社會還沒有遭受過重大的戰爭摧殘，人性也還沒有遭遇可怖的技術侵害。相反，伴隨著人類征服世界程序的加速，他們被一種樂觀精神包圍著。所以，青年人還沒有機會表現一個世紀後出現的可怕的頹廢，所以此時的青春還未遭受汙染，它明媚而寬廣，理想而浪漫。

於是，我想去描述這段歷史。現實的青春讓我備感挫折，我的周圍充斥著一絲不苟的功利者，或者沉溺於小情小調的小布林喬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