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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文主義者所堅持的“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紀是一個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戰的世紀，不斷發展的技術與不斷擴張的物質慾望把人類的心靈擠壓得越發乾癟。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裡譏諷的一樣，我們正可悲地成為機器流水線上的一部分。我們被迫越來越現實，一點點放棄尊嚴。

史努比誕生時，人類社會已經習慣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裝配線上，物質主義已經開始出現，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被機器或者國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進入20世紀卓越的人文主義者的名單。在這串名單中，茨威格怒斥著極端的民族主義，卓別林控訴著機器時代，喬治·奧威爾則說明了極權主義對於個人的危害……這一切都是為了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獨特的形式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儘管這樣類比有點荒謬……

舒爾茨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道，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畫中。但文藝作品從來都是對於現實的反射，即使對於歷史並不長的漫畫亦是如此。20世紀初的《丁丁歷險記》中的那個四處尋求冒險的丁丁，反映了歐洲社會處於擴張時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現的《加菲貓》中，物慾橫流的肥貓則意味著處於消費時代的我們對於自我慾望的縱容。

所以舒爾茨的努力，可能無意中正契合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沙龍》雜誌認為，舒爾茨的漫畫，象徵了在美國戰後一代少年中所出現的不安與焦慮感，他們普遍對於自己缺乏自信。這種分析正確卻並不全面。對於美國讀者來講，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畫中的主角，他正是這種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寬闊，我們會發現，在非美國地區，史努比往往是漫畫中的主角。在全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50年中，《花生》始終能贏得眾多觀眾的關鍵因素，似乎也是因為這條與眾不同的狗。發生在上海、北京的搶購玩具史努比的事件正體現了這一點。

所以，舒爾茨對於我們生活的貢獻可能正是，在這個技術與物質不斷擠壓我們的精神空間的時代裡，創造了一條拒絕現實的小狗。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無數卡通形象中脫穎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代表了人類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這些品質正在消失。於是，在日益現實與享樂的人群中，一條小狗耽於幻想，因為幻想而碰壁，於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層永不消失的憂傷氣質。幻想與憂傷，這兩種氣質在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是如此的稀罕與動人。作為一箇中國讀者，你可以在中國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當然，作為閱讀者，我們無需把閱讀史努比變成思想的負擔。像一切漫畫一樣，史努比給我們帶來了快樂，但我們也發現，史努比給我們帶來笑聲的同時，也帶來了淺淺的憂傷。我們在回味史努比時，也常常會想到自己，我們是否也同樣面臨著這樣尷尬而憂傷的境況。

在剛剛進入21世紀時，舒爾茨宣佈中止50年的連載。原因是舒爾茨的身體狀況不佳，兩個月後，舒爾茨離開了人世。在《新聞週刊》的悼念漫畫上，查理·布朗與史努比相擁痛哭：“我們的爸爸死了。”這正常的中斷與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在更加物質化與技術化的21世紀，幻想與憂傷更將沒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時宜的史努比還是放棄這最後的掙扎吧。”這種推測當然會遭到無數的質疑與不屑，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而無聊的假設，如果把加菲貓與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畫情節中，結果是什麼？我個人的意見是，滿身世俗之氣的加菲貓將把人文氣息的史努比壓迫得無處藏身……

當然，我們都會懷念史努比，就像上個世紀的人懷念19世紀的單純一樣。但面對現實的殘酷，我們所能做的可能僅僅是懷念。

沒有顏色的青春

阿城在《遍地風流》的序言裡說，中國沒有青春文學，青春總是或多或少與政治摻在一起。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動物兇猛》，光名字就夠嚇人的。阿城主張的青春是囂張的、更接近於生理本能的，這一點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有過精彩的表述。

儘管阿城在抱怨著，但他還是寫出了《彼時正年輕》，插隊的那段日子裡，在荒野山村中湧出的青春騷動時至今日愈發動人。當那些軀體與意識逐漸成熟的時候，慾望在成長過程中充滿了迷惘，這時候，你還缺乏基本的判斷，對於這個周圍環境介乎於理解與不理解之間。本能告訴你，總該反抗些什麼，可是面對真實又不知如何是好……這種奇妙的情感該是多麼痛苦和美妙啊！

儘管知青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