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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大。

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輕訾。

勿諂富，勿驕貧，勿厭故，勿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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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後記

我決定寫這樣一部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已是好多年醞釀的事了。甚至在創作前幾部中短篇小說時，都會時不時地萌生創作這部長篇的計劃。每完成一部作品時，都對此書有一種創作的慾望。也許是與我的經歷有關；也許是與許許多多同我朝夕相處過的人有關，他們總是在催促、鼓舞著我：“老兄，我們這一代知青有很多很多的話要對這社會說，有好多好多的話要對後人說，我們都已經是行將就木的人了，老兄，你有文筆就寫出來吧。”因而，越接近晚年這種創作衝動就愈加強烈，以至於不把它寫出來，似乎我就像沒完成使命一樣的有一種缺憾感。�

回憶一下我四十多年驢年馬月的經歷，曾經不同程度地在各種環境裡歷練過，同樣也和許多各類人物相處、共事、交往過。對於農村、工廠、基層社會的人和事，算是比較瞭解或者說是深有體會的。與這些人有過虛偽、渺茫的來往，有過皮笑肉不笑的笑臉，當然也有過真情實意的情感交融。小說裡描述的有些事甚至就是我的切身感受。

動筆之前，我又多次和有關朋友促膝長談過。甚至和書中的不少人物原型有過相當時間的接觸，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一言一行，閉目如在眼前。他們曾經不自覺地把我帶回到了那些提心吊膽、誠惶誠恐的往事中去。書中的許多人和事都有真實的一面。比如，孫猴子、豬八戒、沙和尚、郝正賢等人物的遭遇都是生活原型，我筆尖裡流淌出來的全是生活原貌，幾乎沒有一點虛構成分。這些人栩栩如生地活躍在眼前，我就像個錄影師和書記員記錄著他們的音容笑貌悲歡離合。也許會有人問我，書中為何沒有一位完美無缺的人物呢？我只能說，金無足赤。因為生活中是沒有完美無缺的人，任何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在他身上，有陽的一面就有陰的一面，成績和缺憾是並存的。�書中的主人公孫乃正以及他的鐵哥們朱曉傑和沙喜福，都是一個在不斷成熟過程發展起來的帶有當代社會特性的人物。他們隨社會變革而變革，革命、下鄉、回城、下海，隨著社會的萬花筒轉動變化著。他們自豪、得意過，也迷惑、矛盾、猶豫過，他們畢竟不是神。他們的所作所為均在人之常情之中。可以說他們是社會的產物。存在決定意識，意識決定行為，經歷了種種複雜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在他們身上不可能吃一百個豆還不嫌腥，必定在實踐中不斷成長，不斷地成熟了起來。

我的這本書沒有什麼精彩的懸念，沒有什麼特殊的寫作技巧，只是按照主人公的蹤跡如實寫來，儘可能地尊重人物的本來面目，尊重這個完整的肌體。或者說，我是小心翼翼地、全神貫注地、一絲不苟地寫來，讓它呈現它本來的面目於讀者面前。

我確實弄不清我該運用什麼技巧，也弄不清這本書按時下很流行的說法，該歸屬於什麼流派。

時至今日，過來的人們對這一代下鄉知青的命運總是懷著一種詭秘的、虔誠的、膽怯的心理看待它；而八零後的小憤青又好像把他們的父母經歷看成傳奇故事或者是當代神話。然而，這片充滿吶喊的神奇土地同樣是文學不該不去涉及的領域。那裡有爛漫的山花；有瑰麗多姿的人性；那裡有好多好多的話要說，更有好多好多的真、善、美的情感值得後人效仿繼承。

我無意在作品中闡述什麼主題，只是把心中要說的話說出來，把曾經值得記憶的人物性格表現出來，至於別人怎麼理解都可以。我同樣無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編織〃懸念機巧〃之類，只是因為這些人物一旦活躍起來，我就身不由已，只能按照他們執行的軌跡前進，我無權塗改、編造事實。

一本三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寫完了，本不該再寫什麼後記之類的東西，可我寫完了這部《驢年馬月》之後，總感到在這裡向讀者交代交代心情，溝通一下情感好受些。

作家必須寫他熟悉的生活，寫他熟悉的人。我經歷了文革期間的停課鬧革命，參加過武鬥和鬥批改，上過山下過鄉，農業、林業、水利、石油、化工行當都幹過。文革十年我當過政工科長、黨委常委；改革開放以來我當過工會、企管、職工教育部門的幹部。與工農基層領導和民眾打了一輩子交道。可以說我太瞭解他們了。我寫他（她）們這些熟悉的人。就是想在現實題材小說裡種一棵小草，因為我覺得目前反映現實題材的小說太少了。這就是我要寫《驢年馬月》的另一層動力。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