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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群體中的所有人都維持不動的話，那麼最後大家都會面臨滅頂之災。而具體到老百姓反抗官府這事上，則“自願者困境”可以改稱為“出頭鳥困境”，即老百姓們不堪官府欺壓，都希望官府完蛋，但是要讓官府完蛋，就必須有人起來反抗，而反抗官府的代價則是死亡，於是，每個人都希望別人去當出頭鳥，為了大家的利益去送死，自己則搭順風車撿便宜。最終結果則是誰都不願用自己的性命為他人做嫁衣，大家都等著別人起來反抗，最後就變成沒有人反抗。孔子所言的“不患貧而患不均”，至此則有了新的意義，老百姓們既然都很平均地過著悲慘的生活，同時也很平均地受著官府的侮辱，於是很容易便會淪為麻木的看客，非但不抱怨自己的悲慘，甚至還學會了欣賞別人的悲慘，並從中獲取巨大的安慰。

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一路上雖然偶爾也有好事，譬如女兒國什麼的，但大部分時間裡，總還是碰到妖怪前來欺負他們。此時的師徒四人，其實也面臨著“出頭鳥困境”，打妖怪總是有危險的，最好是讓別人去搞定，自己則不出工也不出力（尤其考慮到妖怪的主要目標通常都是唐僧，三個徒弟如果都選擇觀望容忍，結果最多也就是白挨一頓揍，保命應該問題不大）。讓唐僧高念“阿彌陀佛”的是，每次妖怪一來，孫悟空都會義不容辭地主動跳出來，從而解決了這一“出頭鳥困境”。孫悟空之所以甘做出頭鳥，拋開他的本領大不論，更重要的是其餘三人都是人（豬八戒曾經也是，而孫悟空則是猴，他沒那麼複雜和陰暗的人性。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老百姓們一餓肚子，就要合起夥來跟他作對？王莽這一問，雖然遠比說“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來得清醒，來得高明，但他畢竟從未捱過餓，他根本不明白飢餓帶給人的恐怖。

這世上原本什麼人都有，生旦淨末丑，豬馬雞羊狗，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儘管人性變化莫測，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個最小公約數也是唯一的公約數，那便是對食物的需求。飽腹之後，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賬，家家有一本難唸的經，從而陷入到出頭鳥困境，然而一旦飢餓降臨，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餘的人性，於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飯，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壓，儘管遭罪受氣，至少還可以暫時苟活，久而久之，也就習慣成了自然。但是肚子這一餓，餓得連稱頌我皇聖明的力氣都不再有，再多餓上幾天，性命也將沒有，此時的老百姓已經別無選擇，只能成群結隊、離家出走。然而，依然要替這些善良的老百姓們辯誣，他們雖然離家出走，卻並不敢和王莽作對，他們的策略類似於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們只是想找到屬於自己的食物，僅此而已，別無他意。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序言中曾經慨嘆，“中國四萬萬之眾，等於一盤散沙。”而老百姓這一盤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乃至於化為威力更大的沙塵暴？這裡單講民智尚未開啟的古代。如我們所知，此次王莽末年流民的興起，主要是由於持久的乾旱和蝗災，而蝗蟲本為獨居動物，生來膽小，但是一旦其後腿受到觸碰，蝗蟲就會改變原來獨來獨往的習慣，變得喜歡群居，群居多了，進而氾濫成災（資料來自網路，未必正確）。百姓身上也存在著類似蝗蟲後腿的部位，而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統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這一容忍底線，一盤散沙的百姓才會奮起團結，齊心協力（拿蝗蟲和老百姓相比，只為議論，絕無惡意，相反，蝗蟲和老百姓堪稱對立的兩極，蝗蟲是不勞而獲，老百姓卻是勞而不獲）。換而言之，歷史上所謂的盛世亂世，無非也就是老百姓們能吃飽和能餓死的區別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們能夠為了他們自己的權利抗爭，可是老百姓們到底都有哪些權利，王莽自己也說不清，兩千年來的儒家也沒說清。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聽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卻經不起較真，受累問孟夫子一句，民為重，到底有多重？計量單位是什麼，用什麼秤，怎麼稱，誰來稱？想來孟夫子大抵也只能報以怒斥：小子無狀！這重嘛，乃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類似的漂亮話，史上多有，儒家經典上說，皇帝詔書上說，士大夫奏章上也說，但這些漂亮話通常說完算數，不能量化，更不能執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撫慰一下說話人那尚且殘存的良心。於是乎，仁義道德多爛然顯著於高文大冊之間，而小民終疾苦蹙然於窮簷敗壁之下。於是乎，民為重，沉於地，千人踩，萬人踏。君為輕，高在天，變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對於這些漂亮話，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