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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父母責怪，卻撒天謊編造謊言告訴父母，說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親當時是縣裡出名的造反派。一聽是特務陳邦興的兒子推倒他的寶貝兒子，便不分青紅皂白，帶著一幫人持槍衝進了我家。當時，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驚嚇著了。母親摟著我在懷裡，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聲向他們求饒，不要對我父親下手。這時，我看到父親，已木呆地坐在一個破舊的華沙小車拆下的沙發上，一言不發而臉色發青！不一會，他猛地站了起來，一手把我從母親的懷裡揪出，一手從雞舍門後取出椰子繩，一頭將我雙手捆綁，再將繩的另一頭拋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樹叉上。我兩腳離地，被懸掛在桉樹上。緊接著，只見父親抓起一條趕雞的半開圓竹，使足全力憤怒地向我的身體撲來……

當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做完手術躺在醫院的外科病床上。醫生說我的右手肘關節被打裂，動脈血管也打斷了，縫合了九針！據與我家一牆之隔的防疫站醫生告訴我，如果沒有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沒有你母親及時的呼救聲，你一定會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傷，驚動了學校，有很多老師和家長都來慰問我。在場的小孩把真實過程告訴了他們的父母。這些有同情心的人們，都知道是因我父親處境造成，而我是無辜的受害者！

父親1939年回國，編入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第9大隊的這段抗戰歷史，成為30年後的特務罪狀，並留給我幼年的胳膊上這道縫了9針的傷疤。兩組數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組慶幸的數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劇數字，讓人永遠不能遺忘的數字。

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落淚，包括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一個華僑老兵，經歷無數個戰場，面對生與死的考驗，都非常剛強，視死如歸而沒有膽怯過，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卻讓他膽怯和絕望。

父親一直為我的無辜受傷而內疚！但我從不怨恨父親，因為他當時已被逼得沒有退路。父親也曾有過那無奈之舉，但他終於在我母親的哀求下生存下來。可以想見，他的內心是受著怎樣的一種煎熬！

“文革”後期，雖然父親的歷史問題得到公正的結論，也恢復了工作，但當時被打成“國民黨特務”的這一類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類。有位造反派就因為父親的所謂“歷史問題”而對我父親懷恨在心，暗中報復，不但在工作中刁難，而且在分房的問題上設定障礙，使父親始終都分不上房，我們長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紀70年代中，因為茅屋著火，父親為救火還受了傷。在下放樂東的整整20年裡，我們從縣委到醫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們在新任院長的關心下，才搬進了新的瓦房。父親參加革命三十多年後，第一次住上瓦房，門窗濃濃的油漆香，讓我們一家三口，彷彿進入夢幻般的新生活。但父親興奮過後，更多的是回顧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發生的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剛直、感情衝動的父親，在文革中面對各種打擊時，他是如何承受和度過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張符山回到了當年父親下放的海南省樂東黎族自治縣縣城抱由鎮。自1980年我離開樂東後，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闊別25年的縣城，已不是我孩童時代的那種貧窮和落後的景象。新建的樓宇拔地而起，剛開張的酒店，彩燈閃爍，夜色增輝，伴隨著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寧靜的山城畫面出現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橋頭，獨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風輕輕撲面而來，愜意的心情中帶著點點的傷感。這兒，母親為父親這段歸國抗日的歷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淚水；我幼小的心靈，受到過多少的驚嚇！而正是這兒，又讓我領悟到了人間的關愛和同情。每當想起這些，心裡總是不由地感謝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能伸出雙手關心和幫助我們南僑機工家庭的符茂陪、吳亞合、張光輝、林明武、吳昌科和羊學明等同事和朋友。

這一趟，我拜訪了父母的幾位老同事和幫助過我們家的摯友。

符茂陪，文昌寶芳鎮文林村人，現樂東縣衛生局的幹部。他以一顆最善良的心，以一個文昌老鄉的情，在我父親受迫害的日子裡，幫助我母親寫信、寫材料向有關部門申訴父親的歷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並保持與國內親人的聯絡，一直到我父親“解放”。

“司機伯爹（在縣城裡人們都這樣稱呼父親）跟我講過抗戰時期滇緬公路上翻車的故事，死的華僑很多。他也翻車，是命大沒死。‘文革’中你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