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部分(第2/4 頁)
大特權,並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宋、齊、梁、陳四朝由於統兵大將篡位導致政權頻繁更替,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但其破壞性較小,因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仍然很迅速,為我國古代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南移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經過魏晉進入南朝,文學進一步擺脫經學桎梏,文學的價值受到了社會上層的高度重視,文學已經成為社會上層一種必備的素養。南朝歷代皇帝中,很有幾位成就突出的文學家和理論家,如梁武帝蕭衍、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等。許多皇親國戚也以愛好文學、招納文士而著稱。來自最高統治階層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學的繁榮,新的題材、新的形式、新的風格不斷出現,文學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在士族中,重視文學寫作更是普遍的風氣。晉室南渡後,陳郡謝氏、琅琊王氏地位最為顯赫。謝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選入《文選》,王氏家族一門七代人人有集,為史傳所未見。謝靈運憑藉其特殊的社會地位、高度的文化修養和出眾的文學才華,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演變,成為當時聲名最盛的詩人。齊梁兩代成為南朝文風最盛的一個時期。齊武帝永明年間,竟陵王蕭子良網羅當時知名文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集團,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蕭衍、沈約、謝朓、範雲、任昉、王融等著名詩人。沈約和周顒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形成了“永明體”,古代詩歌自此開始走向格律化。謝朓等人積極參與永明詩體的創作,促進了從古體詩向格律詩的演變。梁武帝蕭衍和蕭統、蕭綱、蕭繹父子數人都愛好文學,都取得了一定的創作成就,進一步帶動了文學的繁榮。蕭綱、蕭繹、劉勰等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為文學的繁榮奠定了理論基礎。梁代以蕭綱的文學集團為中心,由蕭綱倡導而興起的宮體文學,不但風靡梁、陳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詩、詞、曲中繼續發揮著廣泛的影響。鍾嶸的《詩品》基本上擺脫了經學的藩籬,十分重視充沛的感情、華茂的辭采、典雅明朗的風格,對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南朝民歌中廣泛運用的五言短詩,經過謝朓等詩人的改造,又演變為五言絕句體。梁代出現了七言詩蓬勃發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經趨向成熟,七律、七絕的雛形均已出現。由於南朝的帝王貴族大多滿足於江南富庶的經濟所提供的物質與文化享受,他們的文學從內容來說,主要反映上層文人自身的生活範圍,尤其是關於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題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們更注重對形式美的追求。詩歌中四聲的運用形成了詩的格律,辭賦的駢偶化逐漸形成“四六文”體制,而詩賦的辭采也越來越精麗工巧。
謝靈運(385—433)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於東晉最顯赫的謝氏家族,祖父謝玄是淝水之戰的主將。他年輕時即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宋書…謝靈運傳》曰:“靈運幼便穎悟,……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詩歌裡以精美的語言對山水景物進行細緻描繪,表達個人獨特的主觀情思。如《登池上樓》中“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一聯,歷來膾炙人口。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對後世影響極大,成為中國古典詩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謝氏家族人才輩出,除謝靈運外,謝惠連、謝莊均有詩名,分別以《雪賦》、《月賦》久負盛譽。稍晚的謝朓也以詩著稱。
鮑照(約414—466)出身寒微,字明遠。二十多歲時,在臨川王劉義慶門下因獻詩而知名。他的樂府詩富有獨創性,把漢魏樂府的質樸剛健與南方民歌的豔麗淺俗結合起來,並在詩中貫注了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表現出憤世疾俗的深沉憂憤。鮑照是第一個有意識致力於七言詩創作的詩人,是雜言體七言歌行的開創者,還是南朝最早有意識地寫作邊塞題材的詩人,因而對後世詩人,特別是唐代詩人影響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詩影響。鮑照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辭賦與駢文作家,他的《蕪城賦》和《登大雷岸與妹書》都是流傳後世的傑作。其妹鮑令暉是當時著名的女詩人。
謝朓(464—499)字玄暉,“竟陵八友”之一。他與同族前輩謝靈運均擅長山水詩,後人以“大小謝”並稱。他提出了“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曇首傳附志弟子筠傳》引謝朓語)的主張,其詩歌語言精煉流麗,淺近易解。現存詩200餘首,其中山水詩的成就很高,寫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穎,富有情致,且佳句頗多。其《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一聯清俊秀麗,最為人稱道。“天際識歸舟,雲中辯江樹”(《之宣城郡出新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