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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書、數的“六藝”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見端倪,經商代,至周朝而進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確切的考古證據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能夠帶兵作戰的女統帥,這說明商朝時上層貴族家庭的女子能夠接受相當廣泛的教育。
夏桀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為太陽,無休止地徵發百姓,建造許多華麗宮殿,不分晝夜與妃子宮女飲酒作樂。他的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隸的反抗,百姓傳唱著歌謠:“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藉此表達他們心中的痛苦和憤怒。
商紂王是商朝的末代國君,也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臺,日夜與后妃嬉戲遊樂。他修築宮殿園林,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盡情享樂,使用炮烙酷刑鎮壓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記…樂書第二》記載:“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紂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北鄙之音”大約就是商朝國都朝歌格調低下、內容淫蕩的流行歌曲,看來這位商紂王曾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藝術細胞,能夠吟唱流行歌曲,這也正是亡國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國的歷代亡國之君莫不如此。司馬遷從“教化”的角度將商紂王亡國的原因歸結到喜好“北鄙之音”上,雖然有點偏頗,卻也並非毫無道理。從《史記》的記載來看,又一次證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過商紂王時期上層的詩歌教育起到的卻是與“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
從甲骨文的內容來看,它僅僅是占卜的記錄,並沒有將夏商時期流傳的歌謠記錄下來。只有極少的幾首流傳下來,如《大學》中記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首三言歌謠篇幅簡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統治者勵精圖治、除舊佈新的氣概。更多的歌謠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銷聲匿跡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謠本身有易於消失的特點;二是缺少書寫材料,雖然文字已經成熟,卻仍然無法用文字對詩歌進行儲存,唯一的儲存辦法只能是口口相傳;三是類似“焚書坑儒”之類的人為破壞阻斷了歌謠的記錄和儲存。依據現有的歷史資料基本可以確定:夏、商時期的詩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結合禮樂歌舞教育而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舞、習樂和學藝等教育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難以分開。
第三節西周時期的詩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動於涇水和渭水流域的一個部族,成為商朝的一個屬國。以後沿黃河向東擴充套件,至周文王時,國力進一步強盛起來,成為商朝境內最強大的附屬國。周武王繼承王位後,開始伐紂滅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戰中取得完全勝利,建立了新的奴隸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鎬京(今西安附近),史稱西周。西周是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由於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周文化對中國的歷史程序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鞏固統治,周王朝實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親屬、功臣,“桐葉封弟”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中這幾句詩,常被人們引用來說明周天子的權威。但嚴格地說,這只是象徵性的表述,絕不意味著周王享有後世封建專制集權皇帝的權力。除了開國之初的特殊時期,周王實際上並不能處置各個邦國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國後,各邦國以武力相兼併的過程從未停止過。相傳周初有一千餘國,春秋時期只剩一百餘國,戰國時期更只剩十餘國。
西周時期,周王宮廷首先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總結前代史詩性質的典章樂舞,出現了所謂“六代樂舞”——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蠖》,周時的《大武》。這些樂舞融詩歌、音樂、舞蹈為一體。
周王朝建立了採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時期經過孔子的刪定,形成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共305篇。《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雅》和《國風》中的《豳風》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頌》和《雅》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豳風》是周王朝發源地的民歌。
《周頌》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於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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