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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禮》記載，大司樂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其中“樂”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樂語之教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主要講的是詩歌教學，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創作詩歌。當時，朝廷和民間詩歌十分發達，其應用範圍也很廣泛。諸凡舉行集會，如慶功祝賀等，都要演唱傳統的或貴族們創作的詩歌。在這種場合能夠吟誦詩歌，乃是具有文化修養的表現。因此，西周的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和射御教育而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射、習舞、習樂和學藝等教育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難以分開。當時的詩歌教育強調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必須體現周王朝特定的政治倫理思想，滿足上層社會的需要，因此，西周樂教是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直接源頭。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史籀篇》。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雲：“《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據班固所云，可知該書屬於識字教學讀本一類。據說，其編排體例大概是按意義間的關係編排而成。它採用四言詩的形式，四字一句，兩句一押韻，便於學童學習誦讀。採用詩歌形式編寫識字教材，是中國古代詩歌教育的一種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第一部啟蒙識字教材，為秦漢以後編寫兒童字書提供了典範，是中國小學語文教材發展史的源頭，對後世影響巨大。

學校教育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在階級社會里，學校教育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為了滿足奴隸主階級的需要，在西周時期，無論是京師四學和泮宮，還是庠序學校，都是培養貴胄子弟的地方，奴隸子弟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奴隸制國家的文學藝術和文化教育都為奴隸主階級的官府壟斷，即“學在官府”，根本不允許、也不可能出現私學。這種“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到春秋時期才被打破，私學應運而生並逐漸繁盛起來，以《詩經》為代表的詩歌教育才能逐漸走向平民化、大眾化。

第四節春秋時期的詩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壓迫，至周平王時遷都洛邑（今洛陽市），史稱東周。東周是奴隸制社會盛極而衰、封建制社會因素日益增長的歷史時期。東周習慣上又分為兩個階段——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一個歷史階段，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過渡時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晉文侯、鄭武公的幫助下於東都洛邑即天子位，是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王命失去權威，相繼出現“春秋五霸”，周王開始依附勢力強大的諸侯。由於鐵製農具和牛耕的推廣使用，農業生產力獲得極大提高，私田開墾數量不斷增加，各國諸侯逐漸改變剝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產關係的形成。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上層建築也發生了激劇的變化，中國社會又出現一些新的重要現象。在政治上，王權進一步衰落，諸侯相繼爭霸天下，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文化教育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此以前，學術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葉，出現了第一個由私人傳授的學派，即孔子所創立的儒學。此後，各家各派競相湧現，徹底打破了奴隸主壟斷文化的格局，“官學衰落，私學興起”，“士”這個新的社會階層進一步崛起，出現了學術下移、百家爭鳴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國文化進入了第一個繁盛期。

由於“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特權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學者開始四處流散，因而形成了諸候養士的風氣。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人數日益增多，地位不斷提高。士不僅以自身的知識專長為統治者提供服務，在競爭劇烈的政治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對獨立的立場上，討論哲學、政治、倫理、經濟、軍事、文藝等多方面的問題。各國諸侯和公卿大夫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爭相養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呂氏春秋…贊能》）就是這種狀況的寫照。同時，養士風氣又進一步促進了私學的發展。隨著官學的衰落和私學的興起，教育物件由少數貴族擴大到平民，學校教育的社會基礎更加廣闊。

周王朝的典籍也開始大量流失，各種典籍魚目混雜，給人們閱讀研究造成了困難。孔子作為有責任心的教育家，自覺地承擔了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