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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裡面都是首屈一指的。晉商控制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制，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裡控制，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建立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僱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麼一個歷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佈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裡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緻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裡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臺。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裡只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儲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只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麼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匯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徵—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裡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裡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面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發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發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谷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咸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谷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摺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