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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頓飯，三個人吃，目的是舒緩一下割韭菜的節奏。送完人回家，我和張富貴一起騎車回學校。路上張富貴突然問我：“美女啊！你喜歡她？”出於愚蠢的青年男子天性，我回答說：“哪裡？她長得很一般，我們是一般朋友而已了。”張富貴高速逼近：“說真的，喜歡就承認吧！”我全面防守：“沒有的事，真是一般朋友。”富貴這時說出了一句我終生難忘的話：“我很喜歡她，既然你不喜歡的話，那我追她好了。”他真去追了，可恥地失敗了，事件結束。但那晚上受的內傷，令我到現在只要一參加婚禮都還會吐血。

在這件事上，張富貴全然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多年以後他也厚顏無恥地供認不諱，那的確是他設計好的一個圈套。他補充說，朋友就是拿來設計陷害的。我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天天默默祈禱，希望他在約會的路上掉進沒有井蓋的下水道里被老鼠給掐死。但我又轉念想起他和我一起度過的無數快樂時光，他是我生命的底片。失去了他，我就有十幾年的生命永遠變成是黑白的。既然他帶來過如此之多的歡樂，如何不能接受他帶來的痛苦呢？

我和張富貴到今天都還是好朋友，尤其是他落入胡淑芬的魔爪以後，大家的交情更加深厚了。任何人都可能因為內心的慾望而起貪念，淑芬說關鍵是別給他這機會。因為，親情、愛情、友情都不是用來考驗的。

紅旗下的蛋——我的70年代同輩人

就像我曾經相信過自由戀愛一樣，我曾經以為以年齡段來劃分人群是不合理的。因為在不同的年齡群中依然存在思想相近的人，思想溝通上的默契遠比年齡接近重要。

而現在的我，在愛情的問題上已經變成了“門當戶對”學說的忠實信徒。因為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我不得不承認：沒有相同的成長背景、文化教育程度、同一階層的價值觀，單憑愛慾的驅使，無從構築愛情和婚姻大廈的牢固地基。

所以，在考察人群的分類時，某一時間段的劃分還是必要的。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社會和歷史的大環境下出生成長的人必然會打上當時的烙印。作為大規模生產出來的產品，由於使用的是同樣的模具，他們具有鮮明的共性。我們的身上，不僅只是打著1970&amp；#65533；s的產品序列號，1970&amp；#65533；s對於我們意味著更多的東西。

我們大多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品，我們出生的時代創造了中國最巨大的“嬰兒潮”。在“文革”十年裡，製造嬰兒是當時人們為數不多的幾項危險係數小的重要娛樂專案之一。而當時剛出生的我們，以及我們的父母，都根本沒有意識到，20年後我們這些過剩產品會面臨多麼驚人而痛苦的就學、就業困難。

由於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擁有過幸福的童年。作為產品，我們隸屬於不同的廠礦單位和軍隊的託兒所、幼稚園、自辦小學。和幸福的1980&amp；#65533；s們無法相提並論的一點是：我們的父母都屬於雙職工，我們大多屬於大家庭中的一員，雙親根本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在沉重的工作之餘，在眾多的孩子中，發現我們的存在，給予我們充分的照顧和愛。

我們從生下來起就被編入了軍隊的建制，在固定的兒童培養機構裡學習紀律和服從，我們透過布票、肉票等等配給票證而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們的生活裡缺乏很多東西，但是從來不缺乏洶湧的人群。無論是在託兒所還是幼稚園，我們身邊都有人數巨大的同學。我們沒有被特別關照的經歷，更多的時間裡，我們是在自己照顧自己。被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照顧，並且照顧著更小的弟弟妹妹。

在當時的上述任何一個場所裡，你都可以看見相同的景象：老師雄踞在六七十個孩子的中間，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每個孩子發生了什麼。她忙於制止鬥毆，送生病的孩子去醫務室。我們就在周圍的地裡，與周圍的世界毫不相干地玩鬧著。我們在野地裡，根本沒有察覺到外面的世界在改變。

遠離了父母，或者在教育機構裡，或者和自己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生活著，我們最缺乏的就是愛和關心。我們生來就患有“面板飢餓症”，許多年以後，當我們在面對吻和撫摸的時候，依然感覺尷尬，因為我們錯過了學習它們的最好時間。在更多年後，我們也將成為一些漢語詞彙的最後見證人。我們將是最後的叔伯，最後的姨娘，最後的舅舅，最後的姑母。我們的孩子將生活在六個老人的世界裡，我們的孫子將面對多達十四個長輩的家庭。

我們挎著草綠色的軍用挎包去上學了，我們穿著哥哥姐姐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