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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1965年秋冬，我將這本潦草但篇章大致完整的筆記抄錄、修改，並最終付梓。它距離海因茨？加蘭的死亡已有9年，距離那個使他身陷牢獄的納粹時代的結束則剛好20年。這段歲月亦記載著我的童蒙和成人，現在我25歲，剛剛結束博士學業，正待社會把我衝向不知名的地方。

也是在這個年紀裡，我的父親度過了他最好的年華，“得到過懵懂的愛情，有了可以落腳的地方、相互支援的朋友”。如今這些默片般的往事已經一去不返，記憶則在遺忘和堅守之間日漸鮮明。這就是調整照片對比度的暗房技術，所有別有用心的政客、膽大妄為的煽動家或憂心於此的知識分子，都熟悉這項技藝。

我的父親也是其中一位，他對這段經歷的敘述有多少個人色彩，就會有多少偏見。然而如果認為讀者只會鸚鵡學舌，這只是書報審查的慣用邏輯罷了。

1957年新年時，我就有了把這本筆記編校出版的想法。那時我在慕尼黑的寓所等待父親回家，等來的卻是幾位BND調查人員。他們很有幹勁地撬開書桌，卻失望地只找到這本筆記，旋即棄之不顧。那便是父親留給我的新年禮物了，我荒蕪的人生裡僅有幾人曾經朝夕相處，其中並不包括他。

這本陳舊但儲存良好的筆記就像一方精神的棺槨。它和父親的其他東西一樣整潔，其內容則凌亂恣肆，當中記載著一段我未曾到場的過往，他遠比表面看來更激烈而決然的內心世界，他的人生。

當我試圖追蹤父親的過往，就一次次地來到他舊日友人的跟前。伊利亞斯？阿本德羅特悠緩但不時停頓地講過一些瑣事，伊薩？羅森斯坦因則給了一些離奇古怪的背景知識。我在祖父弗朗茨？加蘭的沉默當中揣測到這對父子默契的隔閡，而他珍藏的照片彌補了作者刻意隱瞞的青澀。後來我向更多的人舊事重提，不慎走入一段本該被埋葬，卻死灰復燃的歷史。

1960年初的冬天，我在維也納旅行，這個城市因為奧地利的永久中立而成為東西陣營的情報戰場。我在一家舊書店裡遇到一位美國公司的經理，他講一口地道的德語，自稱在戰後才來到歐洲，巧的是50年代時他和我父親一起在北非賣過輪胎。

姑且把這位名字不便透露的先生叫做漢斯。他告訴我一些“你爹跟我說過的他在戰爭時期的經歷”。可是他用不著裝，他缺乏了美國佔領者的趾高氣昂，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