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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這篇筆記寫於加蘭先生獲知死期的當日，如果這個日子具有某種重要性，那麼一個人在這天所想到的事情，是否可視為他內心繾綣不散的羈絆呢。加蘭先生在這天寫下了他對一位朋友的印象，伊利亞斯？阿本德羅特的介紹如前文所述，加蘭先生鮮少和我談起他——毋寧說他鮮少和我談任何事。我曾以為他那有著化學分析師式焦慮的眼睛只看見他的工作，但原來這個抽象派理想主義工作狂，在即將死去的這天也會用筆尖回憶一位私人的朋友。

我對阿本德羅特先生比對加蘭先生更為熟悉，他在我家的時間更多，我叫他伊利亞斯叔叔。他風趣幽默，說話時嘴角上翹，倜儻而溫和，和加蘭先生那張終年結冰的臉對比鮮明。他們毫不相似，然而在這本將死者的遺世之書上，加蘭先生用他不多見的流暢筆觸寫下了他對伊利亞斯的情感。

身為局外人我很難從這篇短小的文章中揣測出一些什麼，但比起寫於同天的前一篇筆記，《菩提樹》的筆觸遠為平靜，希望加蘭先生在這篇記敘中，或在伊利亞斯身上獲得了安寧。

【原文】

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裡自己變成一頭美洲獅，它繞著一棵青綠的樹走了好多圈，最後捱了上去。美洲獅睡著了，醒來時我覺得好像得到了雙份的睡眠。

我在放風時看到了伊利亞斯。他若有所思地看著圍牆的邊沿，那上面淺淺地浮著一些黑色，是巴伐利亞另一側的山脈。伊利亞斯對著它們發呆了很久，和以前痞痞的樣子不同，他站得很直，讓我回憶起夢裡的那棵樹。

我發現它是一棵菩提樹，從前伊利亞斯家的窗下，有很多這樣的樹。那條街的名字也以這些樹來命名。它在柏林，在我們離開大學，開始為帝國工作的地方。

那時我23歲，從警衛旗調至安全域性＇1＇，伊利亞斯在《先鋒報》當記者，我的另一位好友埃爾文在領袖先生＇2＇的私人部裡寫書。柏林是一座喧鬧的城市，擦肩而過的路人的臉卻像雕像一樣生硬，我剛剛脫離集體開始獨立生活，有時會因為晚餐吃什麼之類的小事而徘徊一陣子。

大約那也是一種較淺層的孤獨。或許正因如此，我總是到伊利亞斯位於菩提樹下大街的家裡蹭吃住。埃爾文有一句話寫得花俏，“在柏林最繁華的林蔭大道上，菩提樹沉默的影子加重了它不肯投入喧囂的孤獨”，我寫不出這種詞。反正，在伊利亞斯的家裡我們吃喝玩樂，三個外地的年輕人就這樣打發下班後的時間。

今天我們已經33歲了，當我坐在蘭斯貝格監獄的開闊地上看天時，會想起柏林的天際線從來不曾這樣空無一物。我記得清晨斜射的陽光會讓樓宇顯出灰黑堅硬的輪廓，當我回想起這一切，筆下就難得的流暢起來。那些真正經歷過、體會過的東西，會成為思維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思維裡，有我的菩提樹。夏天時葉子沙沙的響聲，推開窗戶，樹木的味道飄進來。我多久後才發現自己竟然記下了這些味道？後來我很少再到伊利亞斯家和朋友相聚，保密工作讓人有諸多避諱，漸次就找不到話題。

再後來我去了東部，回到柏林，奔向萊茵，在戰局最壞的時候，以中層軍官的身份去為本該由高階將領們操心的事情而奔走＇3＇。德國的命運就像我們這些被判了刑的人的命運，每一個德意志的城市都在戰火中燃燒過，當火焰熄滅的時候，帝國覆滅，我們以罪犯的身份等待不名譽的絞刑。

我們是罪大惡極之人。託世界反法西斯分子的福，今天我又能以海因茨？加蘭而不是SD情報官的身份，坐在地上回想菩提樹青綠色的葉子了。在監獄裡我像個天生天養的動物，只關心吃飯、睡覺和放風。我對此深感愜意。這絲毫不是幻想主義，更不是懺悔後的輕鬆，直到走上絞架我也會說，從最初到現在我都是個納粹——從最初到現在我也都眷愛年輕時度過的時光。

於是現在我能夠毫無愧疚之心地坐在空地上，暢想監獄裡從不存在的自由樹木。23歲時我每天在這些樹下走來走去，那些樹齡很小的菩提站在伊利亞斯家的窗下。十年光陰恍如昨日，那時和現在我都一回頭就能看見他，我年輕時的朋友。他和我一樣死期將至，但是當我們穿著死囚的衣服向蘭斯貝格空洞的天空伸出手時，往日時光就在指縫間重新流淌而過。

1948年11月9日

＇1＇　那時還沒有這個機構名稱，但是秘密警察和安全處已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2＇　時至今日我私下裡仍習慣如此稱呼希姆萊，在當時和現在這都是一種戲謔，當然這在戰犯法庭上會讓我